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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中國教授也多半講英語。課程也以英國文學為主，課本都是英文的，有“歐洲文學史”、“歐洲古典文學”、“中世紀文學”、“文藝復興文學”、“文藝批評”、“莎士比亞”、“英國浪漫詩人”、“近代長篇小說”、“文學概論”、“文藝心理學（美學）”、“西洋通史”、“大一國文”、“一二年級英語”等等。

我的專修方向是德文。四年之內，共有三個教授授課，兩位德國人，一位中國人。儘管我對這些老師都懷念而且感激，但是，我仍然要說，他們授課相當馬虎。四年之內，在課堂上，中國老師只說漢語，德國老師只說英語，從來不用德語講課。結果是，學了四年德文，我們只能看書，而不能聽和說。我的學士論文是TheEarlyPoemsofHolderlin，指導教授是Ecke（艾克）。

在所有的課程中，我受益最大的不是正課，而是一門選修課：朱光潛先生的“文藝心理學”和一門旁聽課：陳寅恪先生的“佛經翻譯文學”。這兩門課對我以後的發展有深遠影響，可以說是一直影響到現在。我搞一點比較文學和文藝理論，顯然是受了朱先生的薰陶。而搞佛教史、佛教梵語和中亞古代語言，則同陳先生的影響是分不開的。

順便說一句，我在大學在課餘仍然繼續寫作散文，發表在當時頗有權威性的報刊上。我可萬萬沒有想到，那樣幾篇散文竟給我帶來了好處。一九三四年，清華畢業，找工作碰了釘子。母校山東濟南高中的校長宋還吾先生邀我回母校任國文教員。我那幾篇散文就把我製成了作家，而當時的邏輯是，只要是作家就能教國文。我可是在心裡直打鼓：我怎麼能教國文呢？但是，快到秋天了，飯碗還沒有拿到手，我於是橫下了一條心：你敢請我，我就敢去！我這個西洋文學系的畢業生一變而為國文教員。我就靠一部《辭源》和過去讀的那一些舊書，堂而皇之當起國文教員來。我只有二十三歲，班上有不少學生比我年齡大三四歲，而且在家鄉讀過私塾。我實在是如履薄冰。

教了一年書，到了一九三五年，上天又賜給一個良機。清華大學與德國簽訂了交換研究生的協定。我報名應考，被錄取。這一年的深秋，我到了德國哥廷根大學，開始了國外的學習生活。我選的主系是印度學，兩個副系是英國語言學和斯拉夫語言學。我學習了梵文、巴利文、俄文、南斯拉夫文、阿拉伯文等等，還選了不少的課。教授是Sieg、Waldschmidt、Braun等等。

這時第二次世界大戰正在劇烈進行。德國被封鎖，什麼東西也輸入不進來，要吃沒吃，要穿沒穿。大概有四五年的時間，我忍受了空前的飢餓，終日飢腸轆轆，天上還有飛機轟炸。我懷念祖國和家庭。“烽火連六年，家書抵億金。”實際上我一封家書都收不到。就在這樣十分艱難困苦的條件下，我苦讀不輟。一九四一年，透過論文答辯和口試，以全優成績，獲得哲學博士學位。我的博士論文是：《〈大事〉中伽陀部分限定動詞的變格》。

第五部分

第75節季羨林自傳（3）

在這一段異常困苦的期間，最使我感動的是德國老師的工作態度和對待中國學生的態度。我是一個素昧平生的異邦青年。他們不但沒有絲毫歧視之意，而且愛護備至，循循善誘。Waldschmidt教授被徵從軍。Sieg教授以耄耋之年，毅然出來代課。其實我是惟一的博士生，他教的物件也幾乎就是我一個人。他把他的看家本領都毫無保留地要傳給我。他給我講了《梨俱吠陀》、《波你尼語法》、Patanjali的《大疏》、《十王子傳》等。他還一定堅持要教我吐火羅文。他是這個語言的最高權威，是他把這本天書讀通了的。我當時工作極多，又患神經衰弱，身心負擔都很重。可是看到這位老人那樣熱心，我無論如何不能讓老人傷心，便遵命學了起來。同學的還有比利時W．Couvreur博士，後來成了名教授。

談到工作態度，我的德國老師都是楷模。他們的學風都是異常地認真、細緻、謹嚴。他們寫文章，都是再三斟酌，多方討論，然後才發表。德國學者的“徹底性”（Grhndlichkeit）是名震寰宇的。對此我有深切的感受。可惜後來由於環境關係，我沒能完全做到。真有點愧對我的德國老師了。

從一九三七年起，我兼任哥廷根大學漢學系講師。這個系設在一座大樓的二層上，幾乎沒有人到這座大樓來，因此非常清靜。系的圖書室規模相當大，在歐洲頗有一些名氣。許多著名的漢學家到這裡來看書，我就碰到不少，其中最著名的有英國的Ar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