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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之間的矛盾，我接受了這個說法，但是心裡始終是胡里胡塗的。不管怎樣，我仍然興高采烈地參加工會的工作。一九五二年，北大遷到城外以後，我仍然是工會積極分子。我被選為北京大學工會主席。北大教授中，只有三四人得到了這個殊榮。

然而到了“文化大革命”中，這卻成了我的特殊罪狀。北大“工人階級”的邏輯大概是：一個從舊社會過來的臭知識分子，得以濫竽工人階級，已經證明了工人階級的寬宏大量，現在竟成了工人階級組織的頭兒，實在是大逆不道，罪在不赦矣。對北大“工人階級”的這種邏輯，我是能夠理解的，有時甚至是同意的。我在上面已經談到，我心悅誠服地承認自己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因為我有個人考慮。至於北大“工人階級”是否都是大公無私，毫不利己，專門利人，我當時還沒有考慮。但是對當時一個流行的說法：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統治我們學校的現象，再也不能繼續下去了，我卻大惑不解。我們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雖然當了教授，當了系主任，甚至當了副校長和工會主席，可並沒有真正統治學校呀！真正統治學校的是上級派來的久經考驗的老革命。據我個人的觀察，這些老革命個個都兢兢業業地執行上級的方針政策，勤勤懇懇地工作。他們不愧是國家的好乾部。“文化大革命”中，他們都成了“走資派”，我覺得很不公平。現在又把我們這些知識分子拉進了“統治”學校的圈子。這簡直是“城門失火，殃及池魚”。

這個問題現在暫且不談，先談我這個工會主席。我被“打倒”批鬥以後，北大的工人不甘落後。在對我大批鬥的高潮中，他們也擠了進來。他們是工人，想法和做法都同教員和學生有所不同。

他們之間的區別是頗為明顯的：工人比學生力氣更大，行動更“革命”（野蠻）。他們平常多欣賞評劇，喜歡相聲等等民間藝術。在“文化大革命”中，他們大概發現了大批鬥比評劇和相聲要好看、好聽得多，批鬥的積極性也就更高漲。批鬥我的機會他們怎能放過呢？於是在一陣激烈的砸門聲之後，闖進來了兩個工人，要押解我到什麼地方去批鬥。他們是騎腳踏車來的。我早已無車可騎。這樣我就走在中間，一邊一個人推車“護駕”，大有國賓乘車左右有摩托車衛護之威風。可惜我此時心裡正在打鼓，沒有閒情逸致去裝阿Q了。

聽說，北大工人今天本來打算把當過北大工會主席的三位教授揪出來，一起批鬥。如果真弄成的話，這是多麼難得的一齣戲呀！這要比楊小樓和梅蘭芳合演什麼戲還要好看得多。可惜三位中的一位已經調往中國社會科學院，另一位不知為什麼也沒有揪著，只剩下我孤身一人，實在是大煞風景。但是，“咱們工人有力量”，來一個就先鬥一個吧。就這樣，他們仍然一絲不苟；並沒有因為只剩下一個人，就像平常勞動那樣，偷工減料，敷衍了事。他們決不率由舊章，而是大大地發揮了創造性：把在室內鬥爭，改為“遊鬥”，也就是在室外大馬路上，邊遊邊鬥。這樣可以供更多的人觀賞，滿足自己的好奇心或者別的什麼心。我糊里糊塗，不敢抬頭，不敢說話，任人擺佈，任人撮弄。我不知道沿途“觀禮”者有多少人。從鬧哄哄的聲音來推測，大概人數不少。口號聲上徹雲霄，中間攙雜著哈哈大笑聲。可見這一齣戲是演得成功了。工人階級有工人階級的脾氣：理論講得少，拳頭打得重，口號喊得響，石塊投得多。耳光和腳踢，我已經習以為常，不以為忤。這一次不讓我坐噴氣式，這就是對我最大的安慰，我真是感恩戴德了。

工會的風暴還沒有完全過去，北大亞非所的“革命群眾”又來揪鬥我了。人們幹事總喜歡一窩蜂的方式，要麼都不幹，要麼都搶著幹。我現在又碰到了這一窩蜂。在“文化大革命”以前，北大根據教委（當時還叫教育部或者高教部）的意見，成立了亞非研究所。校長兼黨委書記陸平親自找我，要我擔任所長。其實是掛名，我什麼事情都不管。因此我同所裡的工作人員沒有任何利害衝突，我覺得關係還不錯。可是一旦我被“打倒”，所裡的人也要顯示一下自己的“革命性”或者別的什麼性，決不能放過批鬥我的機會。這算不算“落井下石”呢？大家可以商量研究。總之我被揪到了燕南園的所裡，進行批鬥。批鬥是在室內進行的，屋子不大，參加的人數也不多。我現在在被批鬥方面好比在老君八卦爐中鍛鍊過的孫大聖，大世面見得多了，小小不然的我還真看不上眼。這次批鬥就是如此。規模不大，口號聲不夠響，也沒有拳打腳踢，只坐了半個噴氣式。對我來說，這簡直只能算是一個“小品”，很不過癮，我頗有失望之感。至於批鬥發言，則依然是百分之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