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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衛兵一到，我立刻就被押解著到什麼地方去接受批鬥，同勞改前一模一樣。因此，即使在一個非常僻遠幾乎是人跡不到的地方，只要遠處紅衛兵的紅袖章紅光一閃，我就知道，自己的災星又到了。我現在已經變成了不會說話的牲畜，一言不發，一句不問，乖乖地被押解著走。走到什麼地方去，只有天曉得。這種批鬥同勞改前沒有任何差別，都是“行禮如儀”，沒有任何的花樣翻新。噴氣式我已經坐得非常熟練，再也不勞紅衛兵用拳打腳踹來糾正我的姿式了。我在陽臺上爭分奪秒的鍛鍊也已取得出乎意料的成功，我坐噴氣式姿勢優美，無懈可擊；雙腿微感不適，再也沒有痠痛得難忍難受之感了。對那些比八股都不如的老一套胡說八道謊話連篇的所謂批判發言，我過去聽得就不多，現在更是根本不去聽，“只等秋風過耳邊”了。總之，批鬥一次，減少勞動一次，等於休息一次。我在批鬥的煉獄中已經接近畢業，應該拿到批鬥實踐學的學士證書了。

可是，有時候紅衛兵押著我不是去批鬥，而是去審訊，地方都在外文樓，但不總是在一間屋子裡。其中奧秘我不得而知。一進屋子，東語系公社的領導—恕我不知道他們是什麼官職—一排坐在那裡，面色嚴肅，不露一絲笑容，像法庭上的法官。我走進去，以為也要坐噴氣式，但是，天恩高厚，只讓我站在那裡，而且允許抬頭看人。我實在感到異常彆扭。我現在已經成為《法門寺》的賈桂了。原來我在這種場合，態度很不好。自從由於態度不好而揀回一條命以後，我的態度好多了。我覺得，態度不好，一點用處也沒有。他們審訊的主題往往是在抄走了我的幾百萬字的日記中，捕風捉影，挖出幾句話，斷章取義，有時還難免有點歪曲。我在洗耳恭聽之餘，有時候覺得他們羅織得過於荒謬，心中未免有點發火。這當然會影響我的態度，但是我儘量把心中的火壓下去。在被抄走的幾百萬字的手稿和日記中，想用當時十分流行的形而上學的誣陷的方法挖出片言隻字，進行歪曲是非常容易的。他們還一定要強迫我回答。不說不行，說又憋著一肚子氣，而這氣又必須硬壓下去。這種滋味真難受呀！有時候我想，還不如坐在噴氣式上，發言者的胡說八道可以不聽，即使捱上幾個耳光，也比現在這樣憋氣強。俗話說：“這山望著那山高”。我難道說也是望著被批鬥的那一座山高嗎？

審訊我的人，不是東語系原來的學生，就是我親手請進來的教員。我此時根本沒有什麼“忘恩負義”的想法。這想法太陳腐了。我能原諒他們中的大部分。他們同我一樣，也是受了派性的毒害，以致失去評斷是非的理智。但是，其中個別的人，比如一位朝鮮語教員，是公社的鐵桿，對審訊我表現出反常的積極性，難道是想用別人的血染紅自己的頂子，期望他的“女皇”對他格外垂青，飛黃騰達嗎？還有一位印尼語教員，平常對我畢恭畢敬，此時也一反常態，積極得令人吃驚。原來他的屁股並不乾淨，解放前同進步學生為敵，參加過反蘇遊行。想以此來掩蓋自己的過去。但狐狸尾巴是掩藏不住的，後來終於被人揭發，用資本主義的自殺方式去見上帝去了。

最令我感到不安，甚至感到非常遺憾的是一位阿拉伯語教員。這是一位很老實很正派的人，我們平常無恩無怨，關係還算是過得去的。現在他大概在東語系公社中並不是什麼主要人物，被分配來仔細閱讀我被抄的那一些日記和手稿。我比誰知道得都清楚，這是一件萬分困難，萬分無聊的工作。在摞起來可以高到一米多的日記和手稿中，尋求我的“反革命”的罪證，一方面很容易，可以任意摘出幾句話來，就有了足夠批鬥我一次的資料。但在另一方面，如果一個字一個字地細讀，那就需要有極大的耐心，既傷眼力，又傷腦筋。讓我再讀一遍，我都難以做到。然而這一位先生—我沒有資格稱他為“同志”—卻竟然焚膏繼晷，把全部資料都讀完了，提供了不少批鬥的資料。如果我是大人物，值得研究；如果他真有興趣來研究“季羨林學”，那還值得。但我只是一個很平凡的人。讀了那樣多的資料，費了那麼大的力量，對他來說不是白白浪費自己的生命嗎？反過來說，如果他用同樣大的力量和同樣多的時間，讀點阿拉伯語言、文學或文化的資料，他至少能寫成一篇像樣的論文，說不定還能拿到碩士學位，被提升一級哩。因此，我從內心深處同情他，覺得對他不起。可這是我能力以外的事，我有什麼辦法呢？

東語系對我的審訊，並不總是心平氣和的，有時候也難免有點劍拔弩張。但是沒有人打我耳光，我實在是非常感恩戴德了。

即使是這樣，這種勞改、批鬥和審訊三結合的生活，確也讓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