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1部分(第2/4 頁)

名的人物，根據蘇聯解體的教訓，說什麼：中國知識分子至今還是帝國主義皮上的毛。這話只是從道聽途說中得來的。但是，可能性並非沒有。說這種話的人，還有一點是非之心嗎？還有一點“良知”嗎？我深深感到憂慮。

如果這樣的人再當政，知識分子無噍類矣。

我思考的最後一個問題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為什麼能發生？

茲事體大，我沒有能力回答。有沒有能回答的人呢？我認為，有的。可他們又偏偏不回答，好像也不喜歡別人回答。竊以為，這不是一個唯物主義者應抱的態度。如果把這個至關緊要的問題坦誠地，實事求是地回答出來，全國人民，其中當然包括知識分子，會衷心地感謝，他們會放下心中的包袱，輕裝前進，表現出真正的安定團結，同心一志，共同戮力建設我們的社會主義社會，豈不猗歟休哉！

我們既不研究，“禮失而求諸野”，外國人就來研究。其中有善意的，抱著科學的實事求是的態度，說一些真話。不管是否說到點子上，反正真話總比謊話強。其中有惡意的，懷著其他的目的，歪曲事實，造謠誣衊，把一池清水攪混。雖然說“蚍蜉撼大樹，可笑不自量”，但是畢竟不是好事。

何去何從？我認為是非常清楚的。

我的思考到此為止。

我要囉嗦的也囉嗦完了。

第四部分

第60節後記

我從一九八八年三月四日起至一九八九年四月五日止，斷斷續續，寫寫停停，用了一年多的時間，為本書寫了一本草稿。到了今年春天，我忽然心血來潮，決意把它抄出來。到今年六月三日，用了大約三個月的時間抄成定稿。草稿與定稿之間差別極大，幾乎等於重寫。

我原來為自己定下了一條守則：寫的時候不要帶刺兒，也不要帶氣兒，只是實事求是地完全客觀地加以敘述。但是，我是一個有感情的活人，寫著寫著，不禁怒從心上起，淚自眼中流，刺兒也來了，氣兒也來了。我沒有辦法，就這樣吧。否則，我只能說謊了。定稿與草稿之間最大的差別就在於，定稿中的刺兒少了一點，氣兒也減了一些。我實際上是不願意這樣乾的，為了息事寧人，不得不爾。

我在書中提到的人物很不少的。細心的讀者可以看出有三種情況：不提姓名，只提姓不提名，姓名皆提。前兩種目的是為當事人諱，後一種只有一兩個人，我認為這種人對社會主義社會危害極大，全名提出，讓他永垂不朽，以警來者。

無論對哪一種人我都沒有進行報復，事實俱在，此心可質天日！“文化大革命”後，我恢復了系主任，後來又“升了官”，在國家權力機構中也“飛黃騰達”過。我並不缺少報復的能力。

我只希望被我有形無形提到的人對我加以諒解。我寫的是歷史事實。我們“文化大革命”前的友誼，以及“文化大革命”後的友誼，我們都要加以愛護。

現在統計了一下，我平生著譯的約有八百萬字，其中百分之七八十是“文化大革命”以後的產品。如果“文化大革命”中我真遂了“自絕於人民”的願，這些東西當然產生不出來。

這對我是一件大幸呢？還是不幸？我現在真還回答不上來。—由它去吧。

一九九二年六月三日寫完

第五部分

第61節我與中國二十世紀

我生也晚，沒有能看到二十世紀的開始。但是，時至今日，再有七年，二十一世紀就來臨了。從我目前的身體和精神兩個方面來看，我能看到兩個世紀的交接，是絲毫也沒有問題的。在這個意義上來講，我也可以說是與二十世紀共始終了，因此我有資格寫“我與中國二十世紀”。

對時勢的推移來說，每一個人的心都是一面鏡子。我的心當然也不會例外。我自認為是一個頗為敏感的人，我這一面心鏡，雖不敢說是纖毫必顯，然確實並不遲鈍。我相信，我的鏡子照出了二十世紀長達九十年的真實情況，是完全可以信賴的。

我生在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那一年。我出生兩個月零四天以後，那一位“末代皇帝”，就從寶座上被請了下來。因此，我常常戲稱自己是“滿清遺少”。到了我能記事兒的時候，還有時候聽鄉民肅然起敬地談到北京的“朝廷”（農民口中的皇帝），彷彿他們仍然高踞寶座之上。我不理解什麼是“朝廷”，他似乎是人，又似乎是神，反正是極有權威、極有力量的一種動物。

這就是我的心鏡中照出的清代殘影。

我的家鄉山東清平縣（現歸臨清市）是山東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