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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決不會徑名之為“特務”，而稱之為“彙報人”。每一間牢房裡都由牢頭禁子們任命一個“彙報人”。這個“彙報人”是根據什麼條件被選中的？他們是怎樣從牢頭禁子那裡接受任務？對我們這些非“彙報人”的“罪犯”來說，都是極大的秘密。據我的觀察，“彙報人”是有一些特權的。比如每星期日都能夠回家，而且在家裡呆的時間也長一點。我順便在這裡補充幾句。“罪犯”們中有的根本不允許回家。有的隔一段比較長的時間可以回家，有的每個星期日都能夠回家。這叫做“區別對待”。決定的權力當然都在牢頭禁子手中。“彙報人”既然享受特權，“士為知己者用”。他們必思有以報效，這就是勤於“彙報”。雞毛蒜皮，都要“彙報”，越勤越好。有的“彙報人”還能看風使舵。哪一個“罪犯”“失寵”於牢頭禁子，他就連忙落井下石，以期得到更大的好處。我還觀察到，有一天，某一間屋子裡的“彙報人”在一個牢頭禁子面前，低頭彎腰，“彙報”了一通，同房的某一個“罪犯”立刻被叫了出去，拖到一間專供打人用的房間裡去了。其結果我無法親眼看到，但是完全可以想像了。

（七）應付外調

所謂“外調”，是一個專用名詞，意思就是從外地外單位向勞改大院的某一個“罪犯”調查本地本單位某一個人—他們那裡是不是也叫“罪犯”？這個稱呼也許是北大的專利—的“罪行”。當時外調人員滿天飛。哪一個單位也不惜工本，派人到全國各地，直至天涯海角，深入窮鄉僻壤，調查蒐羅本單位有問題人員的罪證，以便羅織罪名，把他打倒在地，讓他永世不得翻身。拿我自己來講。我斗膽開罪了那一位“老佛爺”。她的親信們就把我看做“眼中釘”，大賣力氣，四出調查我的“罪行”。後來我回老家，同村的兒童時的朋友告訴我說，北大派去的人一定要把我打成地主。他把他們（大概是兩個人）狠狠地教訓了一頓，說：“如果講苦大仇深要訴苦的話，季羨林應是第一名！”第一次夾著尾巴跑了。聽口氣，好像還去過第二次。我上面已經說到，在抄家時，他們專把我的通訊簿抄走，好按照上面的地址去“外調”。北大如此，別的單位也不會兩樣。於是天下滔滔者皆外調人員矣。

我被關進“勞改大院”以後，經常要應付外調人員。這些人也是三六九等，很不相同。有的只留下被調查人的姓名，我寫完後，交給監改人員轉走。有的要當面面談，但態度也還溫文爾雅，並不吹鬍子瞪眼。不過也有非常野蠻粗魯的。有一天，山東大學派來了兩個外調人員，一定要面談。於是我就被帶進審訊室，接受我家鄉來人的審訊了。他們調查的是我同山大一位北京籍的國文系教授的關係。我由此知道，我這位朋友也遭了難。如果我此時不是黑幫的話，對他也許能有一點幫助。但我是自身難保，對他是愛莫能助了。我這個新北大公社的“罪犯”，忽然搖身一變，成了山東大學的“罪犯”。這兩位仁兄拍桌子瞪眼，甚至動手扯頭髮，打人；用腳踹我。滿口山東腔，“如此鄉音真逆耳”，我想到吳宓先生的詩句。我耳聽粗蠻重濁而又有點油滑的濟南腔，眼觀殘忍蠻橫的面部表情，我真噁心到了極點。山東濟南的“國罵”同北京略有不同，是用三個字：“我日媽！”這兩個漢子滿嘴使用著山東“國罵”，迫我交待，不但交待我同那位教授的“黑”關係，而且還要交待我自己的“罪行”。來勢之迅猛，讓我這久經疆場的老“罪犯”也不知所措，渾身上下流滿了汗。一直審訊了兩個鐘頭，看來還是興猶未盡。早已過了吃午飯的時間。連北大的監改人員都看不下去了，覺得他們實在有點過分，乾脆出面干涉。這兩位山東老鄉才勉強收兵，悻悻然走掉了。我在被折磨得筋疲力盡之餘，想到的還不是我自己，而是我的那位朋友：“碰到這樣蠻橫粗野沒有一點人味的傢伙，你的日子真夠嗆呀！”

（八）連續批鬥

被囚禁在牛棚裡，每天在監改人員或每天到這裡要人的工人押解下到什麼地方去勞動。我一下子就想到農村中合作化或人民公社時期生產隊長每天向農民分配耕牛的情景。我們現在同牛的差別不大。牛隻是任人牽走，不會說話，不會思想；而我們也是任人牽走，會說話而一聲不敢吭而已。

但是勞動並不是我們現在惟一的生活內容，換句話說，並不是惟一的“改造”手段。我們不總是說“勞動改造”嗎？我一直到現在，雖然經過了多年的極為難得的實踐，我卻仍然認為，這種“勞動改造”只能改造“犯人”的身體，而不能改造思想，改造靈魂。它只能讓“犯人”身上起包，讓平滑的面板上流血，長疤；卻不能讓“犯人”靈魂中不怒氣衝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