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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屋子裡。白天沒有什麼感覺，到了夜裡，我才恍然大悟：這裡是“特別雅座”，是囚禁重囚的地方。整夜不許關燈，屋裡的囚犯輪流值班看守。不許睡覺。“看守”什麼呢？我不清楚。是怕犯人逃跑嗎？這是根本不可能的。知識分子犯人是最膽小的，不會逃跑。看來是怕犯人尋短見，比如上吊之類。現在我才知道，受過重刑之後，我在黑幫大院裡的地位提高了，我升級了，升入一個更高的層次。“欽犯”陸平就住在這間屋裡。打一個比方說，我在佛教地獄裡進入了阿鼻地獄，相當人間的死囚牢吧。

但是，問題還沒有完。仍然是那一位張先生，命令我同中文系一位姓王的教授，每天推著水車，到茶爐上去打三次開水，供全體囚犯飲用。我不知道為什麼這一位王教授會同我並列。據我所知，他並沒有參加“井岡山”，也並沒有犯過什麼彌天大罪，為什麼竟受到這樣的懲罰呢？開啟水這個活並不輕，每天三次，其他的活照幹，語錄照背。別人吃飯，我看著。天下大雨，我淋著。就是天上下刀，我也必須把開水打來，真是苦不堪言。但是，那一位姓王的教授卻能苦中尋樂：偷偷地在茶爐那裡泡上一杯茶，抽上一菸斗煙。好像是樂在其中矣。

（十二）特別班

這一批牢頭禁子們，是很懂政策的。把我們這“勞改罪犯”集中到一起，實行了半年多的勞動改造。唸經、說教與耳光棍棒並舉。他們大概認為，我們已經達到了一定的水平。現在是採取分化瓦解的時候了。

“特別班”於是乎出。

牢頭禁子們不知道是根據什麼標準，從“勞改罪犯”中挑選出來了一些，進這個班。

這個班的班址設在外文樓內。但是，前門不能走，後門不能開，於是就利用一扇窗子當作通道，窗內外各擺上了一條長木板，可以藉以登窗入樓，然後走入一間小教室。這間教室內是什麼樣子？有什麼擺設？我不清楚。在我眼中，雖然近在咫尺，卻如蓬山萬里了。

我是非常羨慕這個班的。我覺得，對我們“勞改罪犯”來說，眼前的苦日子，捱打，受罵，忍飢，忍渴，咬一咬牙，就能夠過去了。但是，瞻望將來，卻不能無動於衷。什麼時候是我們的出頭之日呢？我眼前好像是一片白茫茫的大海，卻沒有舟楫，也看不到前面有任何島嶼。我盼望著出現點什麼。這種望穿秋水的日子真是度日如年啊！現在出現了特別班，我認為，這正是渡過大海的輕舟。

特別班的學員有一些讓人羨煞的特權。他們有權利佩戴領袖像章，他們有權利早請示，晚彙報，等等。在牛棚裡，黨員是剝奪了交黨費的權利的。特別班學員是否有了權利？我不知道。我每次聽到從特別班的教室裡傳出來歌頌領袖的歌聲或者語錄歌的歌聲時，那種悠揚的歌聲真使我神往。看到了學員們一些—是否被批准的，我不清楚—奇特的特權，我也是羨慕得要命。比如他們敢在牢房裡翹二郎腿，我就不敢。他們走路頭抬得似乎高一點了，我也不敢。我真是多麼想也能夠踏著那一塊長木板走到外文樓裡面去呀！

後來，不知是由於什麼原因，一直到“黑幫大院”解散，特別班的學員也沒能真正變成龍跳過了龍門。

（十三）東語系一個印尼語的教員

這一位教員原是從解放前南京東方語專業轉來的學印尼語的學生，畢業後留校任教。人非常聰明，讀書十分勤奮，寫出來的學術論文極有水平，是一個不可多得的人才。他留學印尼時，家裡經濟比較困難，我也曾盡了點綿薄之力。因此我們關係很好。他對我畢恭畢敬。

然而人是會變的。“文化大革命”北大一分派，他加入了掌權的新北大公社。人各有志，這也未可厚非。但是，對我這一個“異教徒”，他卻表現出超常的敵意。我被“揪”出來以後，幾次在外文樓的審訊，他都參加了，而且吹鬍子瞪眼，拍桌子砸板凳，勝過其他一些參加者。看樣子是惟恐表現不出自己對“老佛爺”的忠誠來。難道是因為自己曾反蘇反共現在故作積極狀以洗刷自己嗎？我曾多次有過這樣的想法。否則，一般的世態炎涼落井下石的解釋，還是不夠的。

然而政治鬥爭是不講情面的。

有一天早晨我走出“黑幫大院”，欽賜低頭，正好看到寫在馬路上的大字標語：

打倒反革命分子某某某！

我大吃一驚。就在不久前，在一次審訊我的小會上，他還是“超積極分子”。革命正氣溢滿眉宇。怎麼一下子變成了“反革命分子”了呢？原來有人揭了他的老底。他在夜間就採用了資本主義的自殺方式，“自絕於人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