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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說洛陽是一個“水陸通”的好地方。所以如果需要大規模的糧食的話，就可以從大隋帝國的任意一個地方比如盛產糧食的江南透過方便的交通路線大規模的運進去，這也是為什麼楊堅一朝在長安苦於能運進的糧食不足而不得不頻頻就食富足洛陽的原因。

如果是僅僅考慮解決作為帝都的糧食問題，洛陽就不是遷都的最好選擇。而楊廣卻選擇了洛陽，這當然是還有出於其他的考慮，這在他的詔書中就有言明。

自北周滅北齊以後，對於長期以來在東魏、北齊政統治下的關東，河北地區、無疑有加強控制的必要。所以，在北周剛剛統一北中國之初，都於長安的北周，為了達到以僻處西隅的關中統治整個北部中國的目的，首先曾加強以關中為核心的軍事力量，確立關中的軍事優勢，企圖以“內重外輕”之勢，駕臨四方。其次是改變北齊的政治中心相州、鄴城的地位，遷相州六府於洛陽，並改洛州為東京，用洛陽作為控制山東、河北地區的軍事重鎮。楊廣在遷都詔書中的尚書令，其中的河南道行臺省，“兼洛州刺使，領關東兵。”開皇三年（583），雖廢河南道行臺，仍“以洛州刺使領總監”。到了開皇六年（586）五月，楊堅又命太子楊勇親自鎮守洛陽；同年十月，又另設一個行臺省于山南道的襄州，把秦王楊俊從洛陽調到這裡為行臺省尚書令。開皇八年（588）十月，為了做好伐南陳準備，又增設淮南道行臺於壽春，以晉王楊廣為行臺省尚書令。平陳之後，壽春的行臺省改為揚州總管，鎮於廣陵，先後以秦王、晉王主之，總領江淮“四十四州諸軍事”。這一切措施，都反映出楊堅是何等希望加強對關東、河北、江淮地區的統治，以適應由長期分裂到統一政權的政治需要。

但是，楊堅的上述一系列政治措施，並未能全部解決問題。特別是江南地區，由於長期的南北分裂局面而造成的種種此疆彼域之分，使的江南與中原的政權有一種格格不入的感覺。因此，平陳之後不久，就爆發了大規模的江南叛亂，而後在楊廣即位之始江南的一些心懷不軌的人慫恿漢王楊諒叛亂。雖然叛亂都在最後被撲滅，但說明統一的隋王朝還需要進一步加強對江南地區的控制，這便是楊廣在遷都詔令中所說的：“況復南服遐院”的政治形勢。

還有一個情況，當初漢王揚諒在幷州起兵，與楊廣爭奪帝位。而漢王諒據以反叛的地區，恰恰又是東魏，北齊政權長期統治的地區，各種矛盾，都可能同時誘發。叛亂髮生時，由於長安“關河懸遠”，等訊息傳到的時候，兵亂已經發生了近一個月，給山東地區造成了巨大的破壞。所以，楊廣在遷都詔書中所說：“今者漢王諒悖逆，毒被山東，遂使州縣或淪非所。此由關河懸遠，兵不赴急”等語，就是指長安對山東等地鞭長莫及的無奈。

而遷都到處於南北結合點上的洛陽，就可以一舉調整帝國的政治重心，極大地加強帝國對南方和山東潛在反叛勢力的控制，大幅提升隋帝國的國家安全係數。因而有遷都洛陽，以加強對江南、山東地區統治的必要性。從這一角度著眼，可以知道楊廣之遷都洛陽是出於政治、軍事上的考慮。

最後，從洛陽整個地理形勢來論，北枕黃河，隔河遙峙太行、王屋等山，緊臨洛陽城北面，有蜿蜒的邙山為天然屏障；南有伊闕，石壁高峻，中流伊水，再南遙峙熊耳、少室諸山，形勢天成；西有淆，函之險，東扼虎牢、黑石等雄關，這些天然的防禦對於一個帝都來說有著很重要的軍事作用。還有洛陽自古被稱為“天下之中”，如果從黃河、長江兩大流域來說，從這裡出發，北通燕、並，西走關、隴，東達海、岱，南至江淮，距離大體相等。在交通不發達的古代，建都於地位適中的洛陽，確有各地向中央輸送租賦時方便之處，楊廣遷都詔令中所說的“貢賦等”，確非虛語。實則，凡是建都洛陽的統治者，都早已認識到洛陽“居天下之中央”，具有“職貢均等”的優點，並非楊廣一人主觀臆斷。因此，楊廣遷都洛陽，確是一個“控以三河，固以四塞”的形勢要地，無怪乎他會發出”“古何因不都於此”的感嘆！

綜合所述，可知楊廣在遷都詔書中所說關於洛陽的地理特徵、經濟狀況及政治、軍事形勢等語，無一不符合當時實況。當然還有是楊廣在詔書中沒有提及的原因，例如楊廣一朝他始終在改變“關中本位”的長期北方政權的治國理念，而長安是關中勢力的根基之地，楊廣透過把帝都遷出關隴勢力強大的長安有消弱他們的勢力的深層考慮。

因此，楊廣的遷都洛陽，確是根據這些情況，經過深思熟慮後作出的決定，絕不是出於荒淫逸樂的私慾。所以，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