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叛，不知紀極，充斥邊垂”，得寸進尺而“為長惡”。在楊廣和天下竭盡全力解決邊關民族問題之際，楊玄感不顧國家民族的利益和東征高句麗的大局趁機起兵發難，實在缺乏基礎和條件。作為貴族隋朝的高層楊玄感自私的認為楊廣二徵高句麗，會像第一次一樣失敗並“陷身絕域”，是代隋稱帝的大好時機，因而野心勃勃趁機叛亂。楊玄感起兵後，儘管開初響應者不少而且還有比較多的文武官員的子弟，但是大部分響應的農民僅僅是因為黎陽周圍的人們太想從那遙遙無期的徭役中解脫出來，像後來楊玄感圍攻洛陽不成後進軍關中時就很少有人響應了，因為接近關中帝都的人們生活還沒有到要造反的地步；至於很多文臣武將的子弟投降楊玄感也是楊玄感家族勢力的影響以及楊玄感起兵是宣稱的楊廣“陷身絕域”所造成的。起兵時間稍微長一點之後就很難得到人心的支援了，朝請大夫兼治書侍御史游元，當時就堅決反對，並如實指出：“尊公荷國寵靈，功參佐命，高官重祿，近古莫儔，公之弟兄，青紫交映，當謂竭誠盡節，上答鴻恩。豈意墳土未乾，親圖反噬，深為明公不取，願思禍福之端。僕有死而已，不敢聞命。”遊元的話指出了楊玄感起兵謀反的實質讓他惱羞成怒，最後殺害了遊元。

其次是楊玄感策略的失誤，楊玄感起兵時先是以百姓思亂，謬言徵遼水軍元帥來護兒延誤軍期而反隋，以討伐來護兒為名，“各令發兵”，但他做出來的行動卻是**裸的代隋稱帝的叛亂，自相矛盾的同時很快就很快會失去軍心和民心。

再者當時隋軍實力強大，政治凝聚力還是比較強的，楊廣在當時還是擁有極大的威望以及統治力。從總體上講，楊玄感叛軍與隋軍的軍力相差懸殊，楊玄感雖趁徵遼之役隋軍幾十萬萬主力軍在遼東之際起兵並拉起叛軍十來萬，但是真正意義上根本不是可能贏得叛亂的勝利。

最後一點就是楊玄感是一個好將領，但絕不是一個好統帥。作為一個有野心的貴族，謀反這一大事楊玄感開初雖取得一些勝利，楊玄感卻自謂“天下響應，功在朝夕”，驕傲自滿，其實這只是他在勇武方面比較強悍罷了而。獲得內史舍人韋福用後，更委為心腹，軍旅之事不再專任李密。可韋福嗣只是因戰被執，“原非同盟，實懷觀望”，每設籌畫定策，“皆持兩端”。故李密言“奸人在側，聽其是非，必為所誤”，建議斬殺韋福嗣，可楊玄感根本不聽。待隋朝援軍趕至，韋福嗣竟逃歸洛陽，後為隋將宇文述車裂焚屍。

雖然楊玄感叛亂很快就被鎮壓下去，卻直接導致了二徵高句麗的失敗，朝廷的威信進一步降低，而大隋上層的內亂又進一步加劇了農民起義的規模。大隋在經歷了兩次遼東慘敗和楊玄感造反後，衰敗不可避免地來臨了。牆倒眾人推，餘杭劉元進起兵，東海彭孝才聚眾為盜，宋子賢、向海明、杜伏威、輔公佑、苗海潮等大小二十餘夥農民隊伍紛紛擾動一方，河間趙萬海、平原高士達都悍然立國，一向軟弱的百姓們突然都暴戾起來，一個個爭相干這株連九族的買賣。

第七十八章　三徵高麗

按理來說鎮壓叛亂穩定國內應該成了隋朝和楊廣的中心工作了，但楊廣兩次東征高麗的已經騎虎難下，楊廣和大隋都無法承受兩次敗於高句麗這樣一個小小屬國的嚴重政治後果，帝國和作為帝國主人的楊廣都必須用一場勝利來及時挽救自己搖搖欲墜的霸主威嚴。於是在大業十年（614）二月，楊廣硬著頭皮第三次發動了徵遼戰爭。

大業十年（614）元旦，沒有回京的楊廣是在高陽（今河北定縣）行在所度過。這年元旦，百濟又遣使朝貢，楊廣接見了其使者並再約以夾擊高句麗之事。二月初三，楊廣詔百官商討再伐高句麗，全體官員竟沉默了數日。因為對於被他們連徵兩次已經處於崩潰邊緣的高麗國他們不想放棄征服它的機會，然而群臣知道楊玄感叛亂雖已平定，但國內“群盜所在皆滿”，局勢已亂，徵遼鬧得天怒人怨，百官明知安撫國內動亂才是當務之急，可是楊廣駐蹕高陽對高句麗志在必取之舉，群臣們只好沉默。

而後，楊廣下了一道的詔書，以皇帝的身份對前面幾次的徵遼事宜做出總結，詔書稱“往年出車問罪，將廟遼濱，廟算勝略，具有進止。而諒昏兇，罔識成敗，高熲愎恨，本無智謀，臨三軍猶兒戲，視人命如草芥，不尊成規，坐貽撓退，遂令死亡者眾，不及埋藏。今宜遣使人分道收葬，設祭於遼西郡，立道場一所”。

詔書中楊廣對於為徵遼事業獻身於遼東的文武將士表達了惋惜悲憫之情。同時派人收葬棄於荒野的隋徵遼士兵骸骨，設立道場祭壇超度死者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