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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堅就命令自己的另一個兒子秦王楊俊出任揚州總管，鎮守江南，節制江南44州的軍事。同時為了防止再有人利用自古以來就有“龍盤虎踞帝王州”美稱的建康（南京）連線南北、山環水繞、地勢險要的地理天然形勢建都割據，決定毀滅六朝古城，便下詔：“建康城邑平蕩並耕墾”。於是隋軍徹底毀壞建康宮殿、廟宇、城牆，甚至民居建築，蕩平作為農田耕地，城市貶為縣郡。三百年的六朝豪華都城於是在這塊土地此時被楊堅的一紙詔書毀滅了。但南朝賴以維持的社會基礎並沒有發生根本性的改變——南北分治300年之久，經濟、政治、文化都在各自發展過程中差距日大，南方土著與南遷僑民的牴觸隔閡並未消弭，南陳亡國的散兵遊勇和地方武裝仍潛伏於各地，一般民眾對北方統治者的不理解以及由此自然產生的不認同的心理普遍存在。而要把這樣兩個異質社會統一起來，必然會產生許多現實的矛盾與衝突，需要周密計劃、謹慎行事，同時還需要更多的寬容與耐心。

然而事實卻是楊堅與大隋帝國的高層被隋軍的迅速全面勝利所誤導，而將改造江南的任務想象得過於簡單和容易化了。隋楊堅雖然透過武力實現了全國的統一，但卻沒有象滅東吳之後的西晉武帝那樣，從政策上探討和解決江南地區“易動難安”的問題，而是在江南廣大區域內厲行異於南方的北方政策與制度。

一是大量改變原南朝行政區劃。開皇九年（公元589年）正月二十九日，也就是攻克建康後不到十日，楊堅就派遣第一批使者巡撫江南。監察御史房彥謙奉召安撫括州、泉州等十州，足跡幾乎遍及江南；左領軍長史長孫熾“持節使於東南道三十六週，廢置州郡，巡省風俗。”這廣大南方地區行政區劃的變更給江南士民剛剛亡國心理帶來的衝擊是卻是顯見的事實。

二是大規模撤換南方地方長官。平陳以後，原陳朝上層地方官員不是被押往北方，就是被廢黜在家，罕見留任，取而代之的主要是隋朝任命的北方官員。如韓洪和郭衍先後任蔣州刺史，皇甫績和劉權任蘇州刺史，楊異和宇文弼任吳州總管，王世積任荊州總管，韋洸任江州總管，杜彥任洪州總管，侯莫陳穎和李圓通任饒州刺史，席世雅和楊榮任宣州刺史，楊初任常州刺史，馬敬和劉景安任杭州刺史，韋衝檢校括州事等等，這種局面直到楊廣執政時期才逐步有所改變。與此同時，楊堅把陳朝君臣帶回京城，供養起來，示以懷柔，並將江南士人“悉播遷入京師”，意欲以此除卻將來動亂的因素。但實際上，對於南陳大部分宗室，楊堅並沒有勤加安撫，以消解其反側之心，江南人士在隋朝亦仍被視同蠻夷，在重臣蘇威等人關於江南人士學業、世務不得兼得的論調下，難於求進於新的隋朝，境遇淒涼，於是紛紛奔走於出鎮宗王的府邸，更有甚者以至於“鬱郁思亂”。

三是強制灌輸北方統治者的意識形態。楊堅大力倡導孝治，並派尚書右僕射的蘇威以儒家所謂“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的“五教”來江南宣傳貫徹。這些綱常倫理並非泛泛空言，蘇威曾將“五教”具體化，責成地方官每年進行檢查處罰，並在平陳之後將整套措施搬到江南，強制灌輸，令“無長幼悉使誦五教，威加以煩鄙之辭，百姓嗟怨”。隋朝大力倡導和貫徹儒家倫常，旨在提高中央集權，削弱豪族勢力，但在政策推行中，卻無視廣大江南地區的社會特性與歷史背景，因此與江南世族謀求鞏固其地位的普遍意識形成了直接的衝突，其嚴重後果接踵而至。

其實前面提到楊堅的三大政策只是讓隋王朝變成了南陳舊地對立的一面，矛盾是在隋軍的高壓下爆發的。因為這些政策並沒直接威脅江南豪族的大部分的利益，或者說是沒有影響他們的眼前利益。我們都知道楊廣率領的南征大軍是在短短的幾個月的時間之內就把江南的半壁江山給拿下的，而這不僅僅是楊廣大軍的厲害與南陳軍隊不堪一擊，而很大部分是實際掌握著江南資源的江南世家豪族沒有做任何像樣的抵抗，並且選擇與隋王朝配合與合作。所以如果不是其既得利益受到嚴重損害，那些“顧戀巢窟”的地方豪族是不會冒著亡家滅族的風險起兵與隋朝廷對抗的。

而楊堅的另一大政策的實施就直接地觸動了那些真正掌握江南土地與人口的江南世族豪門的一貫利益，於是矛盾升級，並且爆發。

尚書右僕射蘇威“持節巡撫江南，得以便宜從事”。他被楊堅派到江南來不僅僅是為了宣傳“五教”，因為作為與高熲共掌朝政的大隋朝廷頂級大臣來做這種宣傳事宜似乎有點委屈蘇威了，況且楊堅給予他便宜從事的權利，想想作為大隋帝國的宰相難道連個宣傳事宜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