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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事情，是我們不願意去了解的。譬如“活著就對身體有害”，譬如“想要的東西只能透過別人的給予才能得到”，譬如“當我與世界對立的時候，則是世界有理”，譬如“我們之所以無法實現自我，並非因為‘某種強大的邪惡力量’在從中作梗，而僅僅是由於我們自身的無力和無能”。於是，我們拼命地試圖轉移視線。

但是，因不願瞭解某事而拼命轉移視線，正是因為深知自己不願瞭解的是什麼，才可能做到的。明明知道，卻又不願知道自己已經知道的事情。

因此，當人不能順利描繪出“某個事物”時，這種不能的狀態常常是普遍的。實際上在很多情況下，人們並非被“瞭解之事”和“能夠之事”，而是被“未知之事”和“不能之事”緊密地維繫在一起。

人類在“父親缺位”的情況下，無法對世界進行總括性的記述。話雖如此，人類在現實世界中是絕不可能與“父親”邂逅的。“父親”是對我們的無能狀態加以規定的原理，所以，是不可能與那樣的東西邂逅相遇的。

我們在現實中能夠遇見的，僅僅是“無能的神”、“受傷的預言家”、“被砍頭的王”、“失去效用的‘神的無形之手’”、“軟弱的父親”、“壓抑的革命黨派”等“父親的仿造品”而已。

儘管如此，我們仍然會抱住它們不放。

這是因為，如果沒有“父親”，我們就無法站在高處，以縱觀全域性的視野去進行“定位”——比如自己現在處於世界的何方，發揮著什麼作用，並向著何處進發等等。沒有定位地圖，我們便無法決定是前進還是後退，抑或靜靜地坐下。

然而，也存在著極少數認為沒有地圖也總會有辦法的人。

村上春樹（與弗朗茨？卡夫卡一樣）就描繪了這樣一種過程——“我”被放逐到一個沒有地圖、也無從得知自己所處位置的場所。儘管如此，“我”依然定下了當前的目的地，邁開了步伐，辛辛苦苦地學會了使用偶然拾得的道具，從邂逅的人那裡最大限度地蒐集關於自己位置和作用的資訊，並最大限度地謀求援助。即使“我”的步伐堅持到了故事的末尾，也只能就足跡所至的狹窄區域製作一張“手繪地圖”，並就此落幕。

雖然微不足道，可我覺得這也是十分重要的工作。

若是想製作一張沒有“父親”的地圖，那麼就得靠大家一起，把各自走過的範圍——“這裡是確定的”——繪製成有限的“手繪地圖”，並彙整合“地圖冊”，除此之外別無他法。而世界上與我抱有同樣想法的人一定還有許許多多（也可能並沒有想象的那麼多）。

“在父親缺位的世界裡，被放逐到沒有地圖、沒有指標、沒有革命綱領、沒有‘政治性的正確行為規範’手冊等這樣一種一無所有的狀態中，儘管如此，我們能否在這樣的狀態下成就‘某種善的事物’？”

這便是悄然流淌在村上文學中的“設問”。

在沒有通用的“善惡”標準的世界裡實施“善行”。在沒有絕對的“正誤”標準的世界中履行“正義”。誰都知道這是一項令人絕望的困難工作。然而，我願意相信，世界上多數人都共同擁有一種感覺，即現在自己正面對著上述那種令人絕望的困難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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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fter　dark　till　dawn（1）

第二章　村上春樹的世界性

第二節　After　dark　till　dawn

上午10點才躺回到了床上。每當要進入夢鄉時，要麼是電話鈴響起，要麼是快遞送達，搞得我沒法入睡。11點左右總算睡著了，一直睡到下午1點半。因為2點時《AERA》雜誌的記者I川要來採訪，於是硬把自己從床上拖了起來，衝了個澡，總算是清醒了過來。

採訪主題是關於村上春樹的新作《天黑以後》。

怎麼會是《AERA》？！或許你會覺得不可思議。不過，《AERA》的核心讀者層（三十多歲的女性）和村上的fans其實大有重疊之勢。怪不得。

訪談是從“為什麼文藝評論家們如此厭惡村上春樹”開始的。

我們所能看到的積極評價村上作品的評論家也就只有加藤典洋之流了。而其餘的評論家大都持“無視”或者“否定”的態度。

我也有幸拜讀過蓮實重彥發表在《昴》上的言論，那著實是夠狠的。

“村上春樹的作品儼然是一種騙婚”（盡說些好聽的話來引誘讀者上鉤，不啻一種情感的欺騙），這與其說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