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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入太廟。當是之時，雖欲為孤豚，豈可得乎？子亟去，無汙我。我寧遊戲汙瀆之中自快，無為有國者所羈。終身不仕，以快吾志焉。”

讀此史書，人們都認為莊子的想法與孔子的思想相背離的。莊子哲學是“雖聖帝經天緯地之大業，曾不滿其一哂”（明&amp；#8226；宋濂《諸子辨》）的嘲世之學，是什麼事也不屑幹也不能幹的。但是從積極意義上說，莊子所追求的最高境界——冥然無所知、漠然無情、滅物我之對峙而混同於大化之流行，是最終為了獲得一種自我超脫。如果說孔子的學說是凝重的，那麼莊子的學說是飄逸的。這兩種人生哲學：孔子是無奈的，但他還是明知不可為而為之，而莊子也是無奈的，但他無所待故無所失（不為故而不知不可為）。然而正是如此，莊子這種消解自我，真正地追求到了自我，從而達到內心的自由，對個人生命來說是有積極意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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莊子是一個遨遊於夢幻之中的人，思想自由，所以文風也是極為自由。

他宣揚的是一種逍遙於物外、遨遊於天地之間，擺脫了一切物累而獲取最大的自由。　莊生夢蝶，不禁生出“不知周之夢為蝴蝶與？蝴蝶之夢周與”的感慨。他把人生看作一場夢幻。這個文化典故有豐富的內涵，融入了對生命的看法，是中國早期知識分子的生命意識的體現。我們知道在春秋戰國時，天下大亂，人們十分盼望結束紛爭的狀態。於是，能者紛紛遊走於諸侯之間，提出靖國安邦的謀略。然而，這些人的努力並沒有使國家走向統一，而是朝令夕改，戰事愈多，人民更是痛苦不堪。也正是這個時代背景下，老子、莊子的思想應運而生。莊子的思想正是體現了人們對現實的強烈不滿，而返回到自身，追求個人的精神自由。這一點在他的作品《逍遙遊》中得到了淋漓的表現：

北冥有魚，其名為鯤，鯤之大不知幾千裡也。化而為鳥，其名為鵬。鵬之背，不知幾千裡也。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雲。是鳥也，海運則徙於南冥。南冥者，天池也。《齊諧》者，志怪也。《諧》之言曰：鵬之徙於南冥也，水擊三千里，摶扶搖而上者九萬里，去以六月息者也。

這段文字寫得境界如此開闊，天地之廣大，鯤鵬之變化，展翅高翔的景象也只有像莊子這樣的追求精神自由的高士所能寫就。正是宣揚一種“逍遙乎物外任天而遊無窮”（王先謙《莊子集解》）的思想。

莊子達到這種思想，也是經歷了一場精神上的磨練，從而超越了“憤世”和“玩世”的兩種生活態度，達到尋找自我，達到一種精神上的*，進而實現對自我的消解，實現心靈的解放，由自任到達自由，再由自由到達自我，這是何等的境界。

生於亂世的人們往往感到痛苦，生出“生不逢時”的感慨；或者那些積極的生命，覺得匡正天下的時候到了，亂世出英雄，多了一種躊躇感。稍稍留意古代典籍的人就會知道，莊子目睹社會不平，心中大有憤忿之意。　“竊鉤者誅，竊國者為諸侯，諸侯之門而仁義存焉”（《胠篋》），莊子真是一語驚人，道出了統治階級所提倡的仁義的虛偽性。這顯然是一種常人所未有的憤世嫉俗的心態，也正是這種心態使他從一個知識分子救世的理想中走出來，開始拯救自我。

那些以天下為己任的人們往往是在沒有解決自身的問題，而試圖去拯救他人（他們的思想也只是一種自己的想法而已），因此諸子百家政治理想只不過一種試驗，而試驗品正是普通百姓。試驗不成功，付出代價的是人民。老莊拋卻了這種濟世的熱忱，返回到自身，這是一種進步的思潮，也是當時社會的必然產物。老子主張的“無為”，而莊子比老子更進了一步，主張的“無用”。其實，他們的想法都是同出一轍，都是想讓人們順其自然，從而達到自我生命的自由，由己及人，最後，到達社會的安定。“無為”故無不為，“無用”故於己無害、於人無害——這一個無為、無用的社會，就是“與民休息”，人民安居樂業，是人民期待的“大同”。

當然，這種思想對於一個積極的生命來說是種逃避。經驗告訴我們，人在選擇逃避的時候，往往會意識到自我這個生命體。因此，人一下子返回到了自身，從而挖掘出了另一個世界，那就生命本身的價值。應該說，生命自身的價值就是自由，而人達到最終的自由只能從精神上實現。莊子就是從精神實現了他的自由夢想。他從對亂世的不信任走向自我的返樸歸真，正是他追求精神解放的一種途徑。

他的莊生夢蝶、魚我相忘、鯤鵬之比，何等的飄逸、灑脫。為什麼莊子在魏晉的時候，如此被士大夫們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