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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們。孔家店頭號掌櫃孔老夫子並不主張思想專制，孔掌櫃發展文化產業，很大度的，講究“仁義禮智信”和“溫良恭儉讓”，並沒有“學霸”作派。他要求保護言論自由，允許同行競爭，也就是希望道家店、墨家店、法家店一起來湊熱鬧，搞活文化市場，進行思想辯論，開展學術批評，而不是一根筋扳牢，將孔家店的儒家思想經營成國家的“*”，儒家經典成為人手一冊的“紅本本”，以洗全國文人士子的腦袋，甚至是平民百姓的腦袋。

我甚至認為：先秦的“百家爭鳴”並不是終結於秦皇朝，而是終止於漢武朝。漢初在野雞皇后的兒子漢惠帝時釋出“《定國是詔》”廢除了秦時的《挾書律》，進一步促進了諸子學說的復甦，陰陽、儒、墨、名、法、道各家轉世重生，都比較活躍。而且更喜人的局面是，漢初國家所採用的“科學發展觀”就是要建立“德治”與“法治”相諧的“和諧社會”，將與民休息的“黃老之學”與刑名之術的“法家學說”相中和，達到天下大治。可是，豬豬同志登基稱制後，就沒有“百家爭鳴”的氣象了，竟是儒家一枝獨秀，“一雞獨鳴”，在文化的舞臺上唱獨腳戲。

豬豬同志後的歷朝歷代，文人士子的“文化生活”就是作注讀解，重讀經典，社會角色就像時下於丹、易中天之流，躥跳得很厲害，弄個什麼心得，什麼重讀。這些泛泛之輩拾人牙喙卻沾沾自喜，以為深得孔孟衣缽。頓時，儒家學說就演變成奴才之說。而正是從豬豬同志開始，孔孟二聖成為精神領袖，而皇帝們則儼然以儒家教主自居，忠不忠於教主是忠臣與奸臣的標準，儼然一副“教主洪福齊天，千秋萬代，一統江湖”的架式！

這樣的結果與其說是儒家學說的勝利，不如說是沉淪。從此儒學被皇帝們“敬”死了，中國的知識分子的頭腦裡只有一根筋了，紛紛獻了身體捐了腦袋，做了皇帝的奴才。可以說，中國知識分子的思想不再是開放性的了，而是緊縮型的了，缺乏獨立思考的能力，所以很少出現思想大家。

對於我的“漢武朝以降，百家爭鳴只剩孔家店獨家經營”這樣的觀點，有人會站出來反對，說儒、道、釋三家是“肝膽相照，榮辱與共”的！我來打個比方，“儒”、“道”、“釋”雖是玩物，但身份不同。“儒”是教主大人的正妻，時刻在擺在場面上的，而“道”和“釋”則更沒有地位，只不過是教主們的小妾罷了，用得著的時候借身體用用，用不著的時候打入冷宮。中國文化發展到一定階段，特別是宋代以後，“儒”的勢力更是強大了，也將“道”和“釋”納為小妾，與教主大人共同開發她們的“賤軀”。道家追求的是成仙，“仙”望形生義，是“山人”組合，山人自然是不管朝廷這破事，只想乘鶴羽化，所以政界失意的文人，幾經碰壁會選擇做“山人”的；而佛家追求的是遁入空門，“佛”望形生義，是“弗人”組合，絕情禁慾根本不想做人，屬於出世之流，所以政界失意而又情場失落的文人會選擇做“弗人”的。經過這一番比對說明，不難得到這樣的結論：要道家、佛家跟儒家相提並論，實在是太“唯心主義”了！試問哪朝哪代，列班於朝堂之上的是清一色的道士和佛徒？

自漢武朝後，知識分子在儒家的旗幟下一路高歌，到了唐朝，新時代的“明君帝範”唐太宗李世民大笑：“天下英雄盡入我彀”。看來皇帝做教主，都做得心裡舒坦著。

從儒家學說自身的發展而言，形成於先秦的儒學系統，尚處於初級階段，尚待“解放思想”，“與時俱進”，進行體系的完善，形成完美的教規、教條。所以中國文化在漢武朝之後，元代之前，依然是昂首前進，繼續發揚光大的。

三、朱元璋與“八股取士”

盛極必衰，中國傳統文化發展到明朝，也算是氣數將盡，差不多已是尸居餘氣了。

衰於明朝，當然與開國皇帝朱元璋有關。這位明教教主起身於草根，曾處於社會最下層，在地主家放過牛，在寺廟裡掛過單，在流浪中討過飯，在落草時打過劫，吃了不少苦頭，可謂仇大苦深。草根教主原名叫朱重八，元末時期風雲際會，時勢造英雄，他投奔造反派郭子興，做了根紅苗正的“紅衛兵”後，便改名朱元璋。這名可改得非常“又紅又專”：“朱”同“誅”，“元”當然是萬惡舊社會“大元朝”，而“璋”是一種尖銳的玉器，合起來就是“誅滅元朝的利器”。

草根教主果然是誅元利器，一刀一槍不僅做了元朝的掘墓人，而且“喀嚓”掉了張士誠、陳友諒等紅衛兵“戰友”，拼出個堂堂正正的大明江山，並開始了他“剛猛治國”的明教教主生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