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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大的體現，必須使得所有個體相對服從。而那些異端、少數派、弱勢群體的話語權很難得以討論、重視。

在黨內提倡集體主義，但在集體中成員們的影響力是有大小的，集體中的那些具有最大影響力的人往往是集體的領導者。這些領導者總是傾向於把自己的利益打扮成集體的利益，他們要求人們犧牲個人利益，捍衛集體的利益。其實質上往往是要人們犧牲集體中其他人的利益，來為領導人的利益服務。*時期的集體主義是最有力證的。

自由與人民

個人表達權利的時候不能讓渡給“代言人”，將權利讓渡給代表，這是個人對自己的不尊重。很多團體都說我們代表“人民”，給人民的是自由、*、平等……等等，然而人民是一個很模糊的概念，抽象到誰不能說是人民，你是個人，我是個人，他是個人，而人民呢，你不是人民，我也不是，他也不是。只要誰有話語霸權，他就可以說，我就是代表人民。人民只能代表，而不是實指。在歷史中它往往成為反人的名詞，甚至是殺人工具：人民壓迫了人，或者人民屠殺了人，而人卻無權對人民進行質問！

“人民的意志”實質是最多的或者最活躍的一部分人民的意志，也就是說，多數或者那些能使自己被承認為多數的人們的意志。因此，人民並不能包辦全體個人的自由。

自由與選擇

楊白勞有沒有自由？楊白勞在借貸契約上按手印，明知不能還債的後果，這就是喜兒必須到黃世仁家裡做丫環，他有不按手印的自由，但是所面對的有限的選擇，又迫使他不能不這樣做。現實生活中，饑荒並不是由於食物的短缺造成的，流離失所並不是沒有足夠的住房，只是食物、房子等生存空間被少數人所掌握。因此，很多自由是不大可能完全地實現。

因為現實生活中有種種“選擇集”的問題，雖然這些選擇集與任何有形的強制無關，但是由於種種因素，導致了這種選擇集的縮小與放大，而且放大是無限地放大，而縮小又到威脅到生存的問題。這本身危及自由的先決條件：平等。結果是這樣：你有選擇的自由，但在選擇集面前，你又迫不得己，別無選擇。

自由的寓言

伊索曾經講過這樣的寓言

同在一處肥美牧場覓食的馬與鹿，為誰該擁有最好的牧草發生爭執。鹿憑藉其鋒利的犄角佔了上風。於是馬求助於人，人答應了馬的請求，但建議說：如果馬允許人騎著它，讓人按他認為最好的方式引導它，他的幫助可能會更有效。馬接受了這個建議，同意人在它的背上備鞍，在它頭上裝嚼子。於是，它們從牧場驅逐了鹿。但當馬要求人把它從嚼子和鞍子中解脫出來還其自由時，人回答說：“我以前從不知你是一個有用的苦力。現在我知道你擅長什麼了，你可以相信我會一直讓你幹擅長的活的。”

哲學家兼詩人賀拉斯就這則寓言說：

這就是那些由於害怕貧窮而放棄了最可寶貴的東西——自由——的人的下場；像他這樣的可憐人，將總是受制於這樣或那樣的暴君，將永遠都是奴隸，因為他的貪婪之心使他無未能知道如何滿足於他本來可以不依賴於任何人就擁有的平常的才能。

個人與自由

個人往往被集體或者國家、政黨等決策者先決的“善”的觀念（或者稱之為“體制”）所灌輸，個人完全成為某種善的試驗品（諸如佛教、*教、基督教、共產主義），被灌輸了滿腦子的“善”的觀念，國家按照這個善觀念從一個模子中鑄造出所有公民來，可是沒有會去為這種“善”生活承擔責任，這種善生活不是他們選擇的，儘管他們接受，並可能狂熱擁護，但卻是強加的。因此在非自由、非個人主義社會里，生活可能不再平庸、不再墮落，但卻可能走向錯誤，走向不正義，甚至走向罪惡，而難以自身糾正。人們將思想和反省的權利交給了“善”的製造者，代為思想，因此他們不對這“善”的所有後果負責。

人賤命硬——我的傳奇

1977年1月8日，農曆76年11月19，周恩來逝世一週年，我來到了這個世界。天極冷，人民還沉浸在偉大領袖毛澤東逝世（1976年9月9日）的陰影中，舉國含悲，如喪考妣；風雲變色，如臨冰天。77年一個新時代的鐘聲已經敲響，我來了，唯一的感受就是冷，受了一場冰凍，耳朵凍得潰爛、變形。聽說，那時西湖結了冰，人可以在西湖上行走。我是我們賈家門第一個男丁；可以說是長孫。

1980年下半年，我才開始說話。家族中出了三代啞巴，以為我也逃不了這個宿命，繼承啞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