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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2002年春節前後，總局監察局同志又陪同中央專案調查組來杭州取證兩次。綠城的一切都在調查組的掌握之中，而涉及綠城俱樂部的可不僅是一個裁判！

應該說，當時的足球反*環境是非常好的。不僅我們省的人大、政協，當年的全國“兩會”上更是一致聲討體壇*。百來位全國人大代表的提案，直指足球*，呼籲司法介入，簽名附議的42位代表中有13位是全國人大常委，他們來自21個省、市、自治區和特區。同時召開的全國政協會議上，同樣是格外一致地對體育和足球喊“反*”。

這次“兩會”，最終促成了最高檢和最高院就“黑哨”問題的表態，促成了司法介入足壇和體育界。遺憾的是，總局和足協始終按兵不動。

我不明白這是總局“葉公好龍”，還是另有難言之隱。現在看來是袁偉民和其領導的中國足協主觀上不想有作為，“我要管，要花很大的代價，而且不是我能管的。”這些都是他接受專訪時的原話。也許，他也有他的難處，有他的壓力，但這些不該成為一個體壇掌門人對此不作為的充分理由。

袁偉民不是不作為，而似乎是在*證據。我們反覆論證過，當時國家體育總局和中國足協手中握有一份相當詳細的黑哨名單，其中就有現在大名鼎鼎的裁判員，以及一批涉嫌假球的俱樂部。但是北京奧運會在2001年申辦成功後，整個體育總局及下屬中心都在為力保奧運前夕的競技實力和政治安全性而努力，特別是後者，中國特色讓這個機構絕不想被全國範圍的負面新聞所糾纏，平穩地在北京奧運前移交權力，力保雅典奧運成績，成為袁偉民頭等大事。所以他對媒體反覆報道假球黑哨是相當惱火的，他曾對足協掌門人閻世鐸下死命令，迅速滅火，杜絕後患，絕不能影響奧運備戰。閻世鐸是袁偉民的嫡系幹部，他對這位有著知遇之恩的老上級言聽計從，所以當初在深圳大劇院高喊“殺無赦，斬立決”的他，以其政工幹部的敏銳和堅決，背叛了當初的誓言，在出發前往杭州時，就定下了如何讓當時的陳培德和宋衛平閉嘴的方針。txt電子書分享平臺

袁偉民為何不作為（3）

而來自袁偉民的想法跟司法部門達成默契，在北京奧運已超越體育賽事的前提下，所有體育和非體育的部門都知道，找到替罪羊，安全、迅速撲滅打假掃黑，是唯一可行的方法。

龔建平很冤，也一點都不冤，中國體育主管部門從未想過要打假，始於11比2的這場打假風暴，只不過偶然地因為餘東風的魯莽、甲B五鼠的囂張，才被迫在媒體逼近下展開的，它從一開始，就沒有誠意，從一開始，就決定以犧牲某一個人的方式結束。

上面的故事，讓我們可以理清，中國足球的假賭黑的來歷：

一、從1978年亞運會被美聯社記者的質疑可以看出，為了彰顯“兩國人民的情深誼長”，中國後衛不惜把對方的球碰進自家大門，以及讓球卻引起日本人反感的黑色幽默。這跟當時特殊的歷史環境有相當關係，一笑之後，甚至某種程度地諒解了它——只是特殊時代的“政治球”。

二、到了被忽略的1994年，當中國經濟改革進入分水嶺年份時，我們第一次知道中國足球是可以跟金錢扯上瓜葛的，雖然無法證明兩支球隊是否受賄，但全國球迷慨然認定這是外國反動勢力誣陷我們——中國和中國足球都在改革，但並不包括價值觀。這個謬誤一直延續到現在。

三、1995年，改革的中國第一次進入到浩浩蕩蕩的城市化程序，到處都在修建高速路、高架橋、鋪設漂亮草坪……而“職業”足球隊也成為省市領導眼中另一條高速路或漂亮草坪——這是它的幸運和進步，但也是它的不幸和倒退，因為在行政干預下，它越發像經濟的二奶，而不是獨立的產業。成都保衛戰是典型假球戰例，與錢無關，與面子和人情有關，打著高尚的城市名義。

四、1998年的夜審陳亦明是一個進步，從成都保衛戰全民歡呼，從球迷到媒體第一次開始自發地質疑假賭黑，經過高尚的成都保衛戰後的假球氾濫成災，人們開始正視困擾自己的問題。只是中國足球圈內部並不為所動，所以夜審又是一次失敗。

五、1999年渝沈懸案，是積累多年得不到治理的“堂口足球”的大爆發，300萬人民幣表明，一直無視市場規律的中國足球，開始用非常奇怪的方式滲透進了金錢，甚至人情也是可以用錢來衡量的。但中國足協第一次也是極其業餘的“算盤調查”因無司法援助無疾而終，這注定它會走向可怕的“盤口時代”。

六、黑色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