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部分(第2/4 頁)

聖約翰大學，可是不久卻又輟學了。其原因，張愛玲的解釋是“我半工半讀體力不支，入不敷出又相差過遠”。

相隔10年後，32歲的張愛玲再赴香港大學繼續學業，可是入學兩個月後，她就不想再念下去了，欲應炎櫻之招赴日本，就退了學。在日本又未能找到合適的工作，三個月後重回香港，想恢復學業，遭到校方的拒絕。大學之夢終於未竟。

胡蘭成未受過完整的高等教育。他是憑著他的聰明與悟性，完全透過自學，成為一個學問家的。

一般的學者之路是在高等教育中，確立研究專業，隨著在該專業用功愈多而入行漸深，最後成為某一行業的專門家。這樣的學者易犯的毛病是明察秋毫之末而不見輿薪，或曰一葉蔽目不見青山，即現代西方論者所謂“專業遮蔽”，專而不博。胡蘭成未受系統的高等教育——其學問素養既未受其益，同時也就免受其害，倒是眼界高遠，胸襟宏闊，思維活躍，“博”得可以。

博的人多不專，有名的博學之士王雲五就一度為此煩惱不得解，乃向他已暴得大名的學生請教。胡適的指點仍不過是叫他選一個問題著手深入研究而已，並無有逾常規之良方。胡蘭成卻無此煩惱，他的學問看似隨興所至，隨遇而遷，卻因底子厚實，而能起點高，進展快，很快就相當“專”了。又因他站得高，不致迷失於精深，能涓涓細流入海。

但是，也因胡蘭成的學問專深博雜，雖然留下宏富著述可供研究，旁人還是很難摸準他的脈搏、把握他的思想、跟上他的步調。所以人們對胡蘭成喜愛也罷，憎恨也罷，多還停留在“張愛玲的胡蘭成”的水平與範圍。

張愛玲曾自言她只是寫小說與散文，“不大注意到理論”，胡蘭成也說她“不看理論書”，當然也就沒有撰寫學術論文的經驗，也不願意寫。當傅雷寫了來批評她作品的文章，她才寫了《自己的文章》，好好地與傅雷“理論”了一回。雖然文中有不少思想的閃光點，有一些理論也相當精闢，但她終究沒有把它寫成學術論文，用的還是說理散文的筆法。這固然是她主觀上別具隻眼，超越世俗觀念的束縛，客觀上也應有她少受高校論文寫作訓練的緣故。

雖然胡蘭成所受高等教育不完備，但還是不免自覺接受了“思想訓練”，因此在結識張愛玲之前，仍是一個每每“囿於定型的東西”，對“凡百東西皆要在理論上透過了才能承認”，膽怯於“公定的學術界權威”的人。遇到張愛玲才使他將這一切都打破，還教他將體系嚴密的論文打散了開來，如同使紀律嚴明的軍隊解甲歸田，“一路有言笑”。胡蘭成還說及張愛玲：“你用一切定型的美惡去看她總看她不透”。也許正是因為張愛玲未受盡現代高等教育，才使她不曾將思想不自覺地關入世俗標準的樊籠，使她長於在常規之外與情理之中迴旋的秉性健康生長，而寫出好小說。

與張愛玲對理論敬而遠之不同，蘇青是追求理論的。儘管她在《道德論》中說：“我是一個徹頭徹尾的俗人，素不愛聽深奧玄妙的理論”，但她對自己寫的理論並不淺顯的《道德論》與《犧牲論》卻十分看重。即便是她的其他相對通俗的寫婦女、婚姻、家庭問題的散文，也多透露出較強烈的理論意識。

結緣（1）

蘇青創辦《天地》雜誌，因向張愛玲約稿而成朋友——張愛玲由《天地》而知胡蘭成——胡蘭成在《天地》上讀到張愛玲的作品，而向蘇青要了張家住址，兩人一見歡洽

1943年4月，上海太平書局創辦了一份月刊，叫《風雨談》。名字倒是與當時日偽統治下風雨如晦風雨蕭條的十里洋場的景象相合，當然主編的意思也許只是要與讀者風雨對床，談“雨”風生，因為主編的名字就叫“柳雨生”。

柳雨生與蘇青熟識，雜誌新創，自然向她約稿。蘇青便把她正在寫著的、取材於自己婚姻經歷的長篇小說《結婚十年》交給柳雨生連載。小說刊出後，出乎意外地大受讀者歡迎。那時資深編輯陶亢德正在日本遊方，他看了寄去的《風雨談》後，誇讚《結婚十年》是“至性至情之作，非時下一般搔首弄姿者可比”，又跟柳雨生說此作品應放在雜誌卷首位置。可是柳雨生卻認為刊物的銷路主要還要以名家為號召，言下有嫌蘇青名氣不夠大的意思，未接納陶亢德的意見。對此，蘇青心中自然不悅，她那蟄伏已久的要自辦雜誌的想法被刺激得復甦了。

早在四年前，那時蘇青尚未離開丈夫，夫妻倆就曾合辦了個《小評論》。雖然因為經營無方，出版了兩期就黯然收攤，畢竟也積累了些經驗。更主要的是，現在的她已與往昔不可同日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