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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九章　乞丐

那個人販子就是古麗。

庫班鋃鐺入獄之後，古麗就帶著巴郎四處流浪，她想過工作，可是沒有找到工作，她想去監獄看看庫班，但是又打消了這種冒險，因為她也參與了販毒和盜竊銀行。在顛沛流離的日子裡，她懷念家鄉的葡萄架和棉花地，想念從前的平淡生活。最終她覺的自己走投無路了，這個心如蛇蠍的女人把自己的兒子賣給了一個老光棍。

當時，古麗拿著錢，走到村口的老槐樹下的時候，放了個屁，她咯咯的笑了，笑著笑著又哭了。

她返回那戶人家，老實巴交的買主——那個家徒四壁的農民——問她怎麼又回來了。她說：“捨不得孩子，我再和孩子說幾句話。”她把巴郎摟在懷裡，在他耳邊悄悄說：“十天之後，你從他家偷偷跑出來，我在村口的那大槐樹下等你，我再把你接走，記住了嗎？”

巴郎若有所悟的點點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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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使人人財兩空的把戲她只玩過三次。第二次，她把巴郎賣到了閩南，幾天後她帶著巴郎逃跑的時候，一整個村子的人都打著火把在後面追她。第三次，她把巴郎賣給了羊城的一個老漢，老漢叫阿帕爾，乞討為生。

這裡要簡單說明一下，在一些等發達城市，都有一大批職業乞丐，以羊城虹僑賓館公共汽車站附近的乞丐為例，幾個叫花子只要看到交通燈變成紅燈，就會喊一聲：“燈紅啦，快上！狠要，燈一綠就沒有啦！”他們向等候紅燈的車輛不停作揖討錢，他們每個人一天的收入大概在70元左右，一月2000元，這個數字對農民來說是很誘人的，所以不斷的有人加入到這個群體，有的一家幾口人共同出來乞討，甚至有一整個村子的村民結隊乞討。

老漢阿帕爾就是一個職業乞丐。

最初他拄著一根木棍，端著破茶缸，走街串巷，收入甚微。後來他從家鄉帶來一個殘疾兒童，一個嘴歪眼斜流口水的女嬰，每天就是坐在幼兒園門口，幼兒園門口確實是最佳乞討的所在，接送孩子的家長很容易將對自己孩子的愛轉化成對這“爺孫”倆的同情。

1999年，也就是菊花硬幣發行的那一年，阿帕爾每個月都要去銀行兌換兩箱子硬幣，一箱子一元的，嶄新鋥亮，每一枚硬幣上都有一朵菊花；一箱子五毛的，黃燦燦的，散發著金子似的光芒。

2000年4月，他的搖錢樹——病嬰死掉了。9月下旬，古麗將巴郎以4000元價格賣給了他，他對巴郎感到失望，因為巴郎太健康了，年齡也有點大，他向古麗表示願意出高價買一個四歲以下的孩子。10月6日，古麗將一個哭哭啼啼的孩子帶來了。

在阿帕爾的住所，天河區棠下的一個出租屋裡，他和古麗有過這樣一段對話：

阿帕爾搖著頭說，“這孩子我不能收。”

古麗問，“為什麼？”

阿帕爾說，“他穿的太乾淨了，你看看，這衣服，這鞋子，這胳膊和手都太嫩了，你從哪偷來的？孩子父母還不找瘋了，他們會找上來的，會打死我。”

古麗兩手做一個掰東西的手勢，“你可以弄殘他。”

阿帕爾說，“喪天良的事，不能幹。”

古麗說，“你心眼不壞。”

阿帕爾說，“除非你賤賣。”

古麗說，“你說個價。”

阿帕爾說，“4000，看在老鄉的面子上。”

古麗說，“成交，給錢。”

阿帕爾說，“給啥錢啊，咱倆扯平，你把巴郎領走，這孩子留下。你的小巴郎，他不跟我上街討飯，嫌丟人，還拿把小刀子，捅我，一天到晚在外面玩，餓了就回來吃飯，你還是領走吧。”

古麗說道，“過幾天我把巴郎帶走。”

當天晚上，下起小雨，阿帕爾坐在小圓桌前喝酒，他教孩子喊爺爺，孩子不喊，他就用柺棍敲著地面說，“以後我就是你爺爺。”

巴郎哼著歌曲回來了，抓起桌上的煮羊蹄就啃，他看到床腿上拴著一個小男孩，問道，“這是誰？”

阿帕爾說，“買的，明天就帶他上街。”

巴郎說，“那我先給他化化妝。”

巴郎把手上的油抹到小男孩的衣服上，又把菸灰倒在小男孩頭上，小男孩哇的一聲哭了。

“這樣才象個小叫花子，不許哭。”巴郎拿出一把蝴蝶小刀威脅著。

小男孩驚恐的向後退。

“你叫什麼？”巴郎用小刀捅了桶小男孩的肚子。

“旺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