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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之徒，這些亡命之徒大部分都失敗了，但是有少數成功者，帶給世界的變化是很大的。西方人只能痛恨東方人的歷史而不許仇視東方人現代民主制度，而東方人可以敵視西方人現代的制度，因為他們的制度會繼續帶來分歧，他們仇視現代東方的制度，絕不允許他們再次以海盜的形式來作為亡命之徒，東方人必須學會打擊西方的亡命之徒，所以東方人自己的安定團結最重要，團結超過一切，不團結的東方人可以去做新形勢下的亡命之徒，這些人也許會推動歷史再次前進。

從現代回到東晉，從世界回到中國，從中國回到山林裡。雖然是亂世，皇帝卻從來沒有更少的，亂世的中國只有皇帝更多，不會只有一個皇帝來命令天下太平。皇帝不好就不用皇帝，皇帝沒有了，但是世界卻擴大了，仍然需要天下太平。歌頌皇帝的文章辭賦可以沒有，但是抒發性情的個人需要卻還在繼續，這應該就是一種繼承吧，畢竟還是要繼承沒有皇帝下的抒發性情，不能說要回到吟詩作賦的年代去。這皇帝最大的壞處還不就是霸佔土地，要是沒有皇帝的年代也同樣有霸佔土地的情況出現，就要考慮回到計劃分配的經濟模式下，計劃經濟模式的重新回籠，恐怕不是少數人的意志壓制得了的。房子有了，就應該回到房子裡來研究自己內心的需要，找到自己失落了的需要，找到自己的童年，找到自己的少年的影子，從人的低階本能改造成為高階本能，從童年的性情裡找到個人的滿足與否。童年的性情裡要是有兵法謀略，那是可怕的事情，會導致戰爭的。

百姓從來都是不需要戰爭的，百姓只想過安定的生活，百姓的願望沒有得到滿足，自然希望大的變化，可是百姓希望的變化被少數人操縱也是可怕的結果，結果最嚴重的莫過於西晉末年這樣，宗室操戈擴散出來，不僅西晉的統治蕩然無存，就連這百姓希望的變化，讓州郡管轄的體制都成為一個笑話，這個笑話的代價是非常沉重的，沉重到周仲孫這個俘虜不像俘虜，看守他的人則不像看守。州郡體制可以說到了西晉就正式解體了，仍然是皇朝制度，但是稱謂從開始走向州郡縣制度，封王制度仍然不肯退出，皇帝仍然允許存在，州郡縣制度讓封王制度改造成為了掩人耳目的一種新花樣，成為特區一樣的名稱。這個世界上沒有那麼多特別的地方，有的只是地理上歷史上的不平等和人們心裡需要的平等。正是有了地理上與歷史上的不平等，才有人們心裡迫切需要的平等，特而不特，特而稱雄。這就是怪圈，老百姓越是希望安定的生活，越是沒有安定的生活給出，天災人禍，總是不期而至。

回到益州就像回到童年一樣，這是怎麼一回事呢？益州又不是什麼所有人的故鄉，為什麼為這樣子呢？

益州之所以成為人的童年，因為三皇五帝的童年就是在山地上渡過的，童年的苦厄使得他明白，山地上的艱難比平地上的艱難更加可怕，他拼命地逃離山地，三皇五帝之所以被稱為三皇五帝，因為他們都成功地逃離了，而且不是他獨自一人逃離的，帶著所有願意逃離的下山，建立一個新生活。可是到了西晉末年，許諾給山地氐族人的新生活，成為一張沒有兌現的空頭支票，李特父子返回山地，等於是一次經濟危機，他帶領流民一起做了與三皇五帝相反的事情，不是從高山下來到平地而是從平地返回到自己的故鄉山地上。回到祖先童年居住的地方，在祖先的地方上再次與大自然搏鬥，說的好聽是返回故鄉，說得不好聽就是亡命之徒。

李特的成漢國，也同樣包括現在的李焉一夥人，性質都是一樣的，回到山地上做亡命之徒，山地上很容易就會吞噬一個無辜而弱小的生命。但是他們又是新的開拓者，在山地上註定要生活出來一個巨大的方式，這個方式並不一定就是活佛的方式，活佛只是一種象徵，一種代表，高原上的生活方式，註定是一種返回祖先的童年的生活方式，而益州，恰好是一個交通路口，一個巨大的交通路口，這個交通路口其實是一個平原，只有平原才能作為交通路口，找到自己的祖先，從童年開始尋找集體失落的本性，這就是為什麼益州會成為所有人故鄉的理由，益州是一塊精神上的故鄉所在，站在平原上，想著大山，在益州至少不是幻想。而益州在千百年之後設立的高樓大廈，不過是為了返鄉的人做準備罷了。

周仲孫要霸佔益州，不允許所有的人返回精神上的故鄉，周仲孫註定就要作為一個俘虜，他不是光被李焉一夥人看守，他是被返鄉的人看守的。李特的成漢國也是因為和周仲孫的心理一樣，想要阻止流民返鄉，結果成漢國和周仲孫一樣都失敗了。

周仲孫把益州看作是他個人的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