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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營。以鹽業為重的徽商在一開始走的就不是一條獨立發展的道路，而是扮演著依附於官僚系統的，亦商亦官的官府代言人的角色。

依附於官僚體系的徽州鹽商經營鹽業，獲利空間豐厚。鹽業經營都是世襲壟斷的，也就是鹽業的特許經營權可以父傳子，子傳孫，在獲利豐厚的前提下，隨著人口的增加，食鹽消費量的增長，徽州鹽商家族財富積累之快是常人難以想象的，像鮑志道、江春這些鹽業總商，家族財富換算成現代貨幣要以億為單位計數，在當時的生產力水平下，用“富可敵國”

來形容他們的富有是一點都不為過的。

徽州鹽商又透過和滿清政府千絲萬縷的聯絡，甚至能獲得國庫的信貸作為啟動資本，幾乎可以做到L本萬利，甚至無本萬利。當時徽州鹽商的大本營揚州，只能用窮奢極欲來形容，那些富商巨賈們最大的煩惱，就是怎樣把如潮似浪一樣湧來的銀子花掉。

徽州鹽商們卻不知道，他們的窮奢極欲已然是“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為了維持住地位和財富，徽州鹽商們於鹽業經營之外的頭等大事，就是打點自己身後的靠山，也就是滿清統治者。儘管一而再、再而三地加大輸捐納貢的力度，仍然不能讓滿清統治者滿足。

隨著滿清特權階層的人數呈幾何級數增長，遠遠快過了鹽商財富積累的速度，旗人對鹽商們自勺敲詐勒索越來越厲害。到清朝後期，韃子的本來面目，已經表現的淋漓盡致，連最後的一塊遮羞布，都毫不猶豫的扯掉了。

嘉慶年間，以徽州鹽商居主導地位的兩淮鹽場，苛捐雜稅達到92種之多。據嘉慶《兩淮鹽法志》統計，從康熙十年到嘉慶九年的100多年中，兩淮鹽商前後所捐輸的財物共有：白銀餘萬兩，米2萬餘石，谷33萬石。商人每次捐輸，多則數百萬兩，少則數十萬兩，其餘尋常捐輸則難以列舉。

兩淮鹽商中，徽州鹽商佔據優勢，因此，捐輸的負擔大多落在了徽商頭上。曾任兩淮總商之一的歙縣大鹽商江舂，每遇捐輸，“百萬之費，指顧立辦”，最終還是落了個破產的結局。

嘉慶九年，由於鎮壓白蓮教起義，財政發生困難，清政府為了應付此種局面，開始瘋狂地上漲鹽價，這無吝於殺雞取卵、飲鴆止渴。

鹽價越高，鹽的銷量便越少，稅源就越枯竭。

因為官鹽的價格越高，走私鹽的利潤就越大，私鹽販子就越多，人們購買官鹽的數量就越少。

為了轉嫁稅源枯竭造威的財政困難，清政府規定，鹽商在拿到鹽的銷售許可之前，必須先行繳納相應稅賦。在鹽業利潤大、銷售速度快的背景下，對於徽州鹽商來說並不是一個問題。但在鹽業利潤被苛稅重賦和名目繁多的敲詐勒索攤得很薄，且私鹽氾濫的情況下，就成了要命的問題。

比如長蘆鹽場，行鹽區域在黃泛區，今天的皖魯豫交界之處，歷史上就是四戰之地，黃河又經常改道，自然災害嚴重，民風彪悍。此處私鹽最為猖獗，私鹽販子有強大的武裝，組織嚴密，甚至敢於和官府正面對抗，面對這種武裝私鹽，鹽商們別說獲取利潤，就是連保本也幾乎是不可能。

往往是今年好不容易賣出去的鹽往往是五、六年前積壓下來的，可是五、六年前的本錢還沒完全收回，新鹽又壓下來了，隨新鹽而來的，是更加沉重的稅賦。鹽業經營的進入是壟斷的，相應的退出也是壟斷的。

這意味著，世襲而來的特權變成義務的時候，即使賠本，也只能硬著頭皮賠，不然就是犯上欺君。在這樣走投無路的境遇下，很多徽州鹽商紛紛想盡辦法，以生病，回家盡孝為託辭逃避，更有甚者，竟然選擇了一逃了之，一夜之間，人去樓空，不知所蹤。

面對這種局面，精明練達的徽州鹽商認準了只有降價才是挽救鹽業的唯一出路，但是甫一嘗試，便遭巨大打擊。滿清政府的權威是不容置疑的，降低鹽價在滿清政府看來，就是對皇權的挑釁，而這比什麼都更加不能容忍。

徽州鹽商終於走到了窮途末路：鹽價越高，銷量越少，稅源越枯竭，清政府為了保證稅收，只能進一步提高鹽價，於是，又開始新一輪的惡性迴圈。

在此種±不境下，徽州鹽商的最好下場，就是能夠從鹽業經營中全身而退。譬如棠樾鮑氏家族的鮑啟運，在承接哥哥鮑志道的總商地位之後，被僉派辦理淮北鹽運，當時淮北官鹽“疲滯已久”，滯銷則無從言利，而課稅照f日很高，致使不少鹽灶已關閉歇業。

為了應付官府的課稅，少數倖存的鹽場只得高價賣鹽，這對從事鹽運的鹽商來說，當然無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