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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不是我們自己家裡的，不能想幹什麼就幹什麼。我們得服從一個原則，服從一個任務。

趙忠祥（2）

從最初“草根”狀態的高中生，經歷了近50年的磨鍊，成為現在央視的“首席說官”，無論是播音還是主持，都在趙忠祥的身上留下了職業痕跡。

趙忠祥：在這樣一個很有權威性，管理非常嚴格、非常細化的機關裡面工作，我們都覺得肩上的擔子很重。這麼多年，在這樣一個環境當中形成了你的生活習慣，形成了你的思維習慣，也幾乎成了你生命的一個部分。我無法去設想，這50年我不幹這個，會去幹什麼？我會用非常負責任的眼光，去看待周圍的一切；會用正確的行為方式和思維方式，來約束自己。我覺得這是我從事這個職業，獲得的最寶貴的財富。

田歌：播音員這個工作的性質就是要求你在一個特別嚴格的規矩下去工作。有人說選擇了一種職業，就選擇了一種生存狀態。那在生活中，您對自己的規矩是什麼？

趙忠祥：我18歲就進入職場了，幾十年以後，我把職場的很多規矩和要求，都帶到生活裡面去了。因此有時候跟人家談話，其實也不是很正式的一個談話，可是我不自覺地就拿出播音腔了。你現在讓我說北京土話，我就說不出來。剛開始播音的時候，儘管我還很年輕，在很多前輩、長輩的眼裡也就是個小孩子。可是因為這個職業的需要，必須把我打扮成一個小大人。那個時候也不大明白該說什麼，能說什麼，口無遮攔的，是沈大姐慢慢地教導我，指點我。其實我就是磕打出來的。

在趙忠祥的心目中，他前20年所從事的播音工作是一份很嚴肅，但也帶有一定藝術色彩的職業。這份職業需要有紮實的基本功，需要不斷地去練習，甚至還有近乎“零錯誤”的苛刻要求。

趙忠祥：我們曾經有過一個時期，一個字都不許錯。但是我坦率地說，我經常出錯！不過沒出什麼大錯，就是出個錯字、打個結巴……完了以後就得把檢討貼在走廊裡，自己路過那兒都覺得臉紅。

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它是中國改革開放的光輝起點，標誌著中國進入了一個全新的發展階段。而關於這一具有劃時代意義事件的新聞，就是經由趙忠祥的聲音，傳遍了全中國，傳遍了全世界。

田歌：就在那段新聞播出之後，我們向全世界宣告，向我們自己宣告，我們要迎來一個新的中國，我們將要過上另外一種生活。您當時在播出的時候，有那種偉大的預感嗎？

趙忠祥：用今天的眼光回顧過去，我覺得很容易粉飾自己。其實我就是一個普通的播音員。今天我值班，就該我播；今天你值班，就該你播，沒有大家想得那麼嚴重。我想不僅是我自己，在座的年事稍長的朋友們，乃至很多非常有智慧的人士，他也不可能從1978年的那一天看到2008年的這一天。

田歌：現在，我們的生活比那時候富裕了，物質也越來越充實了。但是當時，趙老師您的生活和居住條件是什麼樣的？您是國家級的播音員，一個月拿多少工資？

趙忠祥：工資現在都保密，那個時候不保密。那時候大家都一樣，我49塊5人民幣，不高也不低。按照現在的說法，我當時應該叫單身貴族，49塊錢根本花不了。因為我們在食堂吃飯，一個人如果有13塊錢到14塊錢的糧票和代金券，就可以吃得很不錯了。我那份工資可以供至少三四個人吃一個月，所以我挺“貴族”的。

居住方面，現在說起來就有點兒慘，但是那時候算挺大的了。15平方米，我們三口人，跟街坊合住。家裡放一張雙人床，兒子還小，就讓他睡我們旁邊。還有兩張小沙發，一隻茶几，一個大衣櫃。大衣櫃還是憑票買的。今天提起來有點兒不好意思了，做夢也沒想到有現在這樣，真的！　電子書　分享網站

趙忠祥（3）

說起家裡的“大件兒”，趙忠祥至今都有些小小的“自得”。1979年，他跟隨*同志率領的中國代表團訪問美國，帶回了一個在當時足以讓人眼紅的“大件兒”：一臺厚得像一塊板磚的錄音機。

趙忠祥：我身上沒錢，就15塊美金的生活補助費，還是人家又支援了兩塊美金才買來的。回來後，聽說北京也有了錄音機，就包括侯寶林大師也是託人排了兩天的隊才買到一臺，據說是240塊人民幣。

田歌：您那時在美國，沒有盤算用那15塊美金買什麼東西嗎？到了一個物質那麼豐富的地方，您不想去消費消費嗎？

趙忠祥：當時兩國之間物質生活的反差特別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