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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日,他請惠古齋的柳春農居間,與郭世五復商此事。
柳向郭提出了這樣一個意見:二帖並李白《上陽臺帖》,唐伯虎《孟蜀宮妓圖》軸,王時敏《山水》軸,蔣廷錫《瑞蔬圖》軸,議價20萬讓於伯駒,但因財力不足,先付6萬,餘款一年為期付竣。郭應允。
1937年夏天,“七七”事變後,金融封鎖,餘款到了第二年不能支付。伯駒四處籌措無望,無奈,只好將二帖退回郭氏。其他的留抵所付之款,仍由居間人協調結束。
不久,郭逝世,其珍品歸其子。日寇侵華,戰爭席捲全國。伯駒偕妻攜女,顛沛流離,但一直掛念此事。日本投降,他從西安返回北平,第一件事就是繼續委託柳春農向郭氏後人郭昭俊詢問二王法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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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畏權勢 力護國珍(4)
春農回覆,尚在郭家。伯駒表示,願收藏。其子讓價,二帖為3000萬聯幣,當時摺合黃金1000兩。居間人往返數次,磋商於郭昭俊,價能否再低一些,郭沒有誠意,但伯駒並未罷休。
正在這時,###戰時文物調查委員會副代表王世襄到平,專門調查重要文物損失情況。他第一個找到張伯駒商議。
王世襄意見,首先讓德國籍某人所藏銅器和郭昭俊所藏瓷器歸於故宮博物院。伯駒極為贊同。
王蔭泰在任偽華北政務委員會委員長時,曾下令:“此部瓷器有所移動,必須先呈報。”郭氏藏之精品除郭世五生前已盜賣於美國外,其餘由郭昭俊讓價王蔭泰。所剩瓷器已多半不是從文華殿及熱河行宮提取的原物,即使收回,議價也不宜過高。伯駒建議王世襄妥善處理。
正在磋商之中,宋子文以行政院長的身份來到北平視察。訊息傳開,郭昭俊由朱桂莘引薦,攀援上了宋子文。經幾次接觸,一樁交易,雙方默契。
郭昭俊公開將所藏瓷器捐獻故宮博物院,由行政院發給獎金10萬元美金,並委派郭昭俊為中央銀行北京分行襄理,郭暗地將二王法帖獻給了宋子文。
故宮博物院的陳列專櫃裡陳列著郭昭俊所獻瓷器,室內懸掛著郭世五的遺像。不知情的參觀者無比景仰郭氏父子;知情的參觀者竊竊私語。
張伯駒深知內情,對此事氣憤不已。他和朋友商量,想登報揭露此事。朋友勸他:“宋家勢力之大,不可輕舉啊!”他終日寡歡,積鬱難平,無時無刻不在擔心二帖的下落。
一年以後的一日,他忽然接到上海潘伯鷹來函,約其撰稿。
為了不致使國寶流落散佚,他冒著風險,揮筆寫了一篇《故宮散失書畫見聞記》,不久,《新民晚報·造型》副刊刊出。文中以翔實的文字列舉了故宮散失書畫的一些佚事,尖銳地揭露了二王法帖的不幸經歷。上海文化界人士極其重視此事,各種場合,街頭巷尾議論紛紛。宋子文見事不妙,恐惹物議,急忙派人將二帖退還郭昭俊。
《新民晚報》的藝壇通訊載:“稀世珍品王珣《伯遠帖》,王獻之《中秋帖》,前由袁世凱差官郭世五之子獻與宋子文。據悉,宋不敢收已還郭子。刻原件存中南銀行。郭子待價而沽。國寶之下落如此!”
張伯駒看後,稍感欣慰。他依然密切注視著二帖的去向。
北平解放前夕,郭攜帖逃往上海,從香港轉至臺灣。
這時任故宮博物院專門委員的張伯駒日夜伏案疾書,連續撰文各報刊,披露故宮博物院書畫散佚之慘重,大聲疾呼國家應全力搶購國寶,免得外流。
張伯駒熱愛文物、保護文物的精神受到各界人土讚揚。然而,他也受人責備。當時的故宮博物院院長說:“張伯駒身為本院專門委員,不為院裡之事隱諱,反而還大肆宣傳。”伯駒聽後,一笑了之,表現出淡然無極,八風不動的意度。他的眼睛繼續盯著二帖,以至窮追不捨。
不久,他得知,郭昭俊定居香港,將二帖押在英國某銀行。伯駒又各方呼籲。此事後報告周總理,總理指示故宮博物院以重金收回。故宮博物院經輾轉在香港以重價收回了二帖。
伯駒自1937年見到二帖,這顆心就懸了起來,懸了整整13個春秋。歲月悠悠,一顆為民族的赤誠之心天地可鑑。
當收藏家的這顆心落下來時,他長吁了一口氣,說了一句極其普通然而是發自內心的話:“還是共產黨領導的新中國好啊!”
傾家蕩產 慧眼蓄寶(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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