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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情況並不能否認投資大眾具有超於常人的直覺，特別是對於長期投資有過人感知力，因而其判斷力應該得到應有的尊重與認同。

金融市場對戰爭的預測

直覺、本能和常識在進行預測時能發揮巨大作用。但是我們可以發現，權威的預測不可信，市場本身的智慧才值得重視，因為那是許多個體獨立見解的集合，這樣的判斷我們才更應關心。早在1940年夏天，倫敦股市就推斷出英國不會被征服，雖說那時還未發生不列顛戰役，許多英國人感到完全悲觀絕望。股票經過長期低迷，在6月初抄底返升，雖然直到10月份形勢才明朗，可以肯定德國人在1940年不會入侵。直到18個月之後發生珍珠港事件時，人們才相信英國最終會獲勝。

與此相似，德國股票市場雖然處於“警察國家”的嚴密監控之中，人們也能理解1941年10月德國的征服已達頂點。這是一種不可思議的洞察力。要知道當時德國軍隊看上去是戰無不勝的。德國軍隊從未打過一次敗仗，從未被敵人擊退過。當時，誰也沒有感覺進攻蘇聯會從勝利走向失敗。事實上，12月初一架德國巡航機已經瞥見了莫斯科的屋頂，與此同時，德國控制的歐洲領土已經超過神聖的羅馬帝國時代，誰也沒想到所有這些最終會化為泡影。

紐約股市認識到1942年5~6月的珊瑚海與中途島戰役所取得的勝利是太平洋戰爭的轉折點，1942年春天，證券市場正在走出低迷，不過我查閱當時的報刊或軍事專家的評論，卻沒有發現這樣的觀點。對失敗與投降的連篇報道引發人們對戰爭決策者，以及戰地指揮官的激烈批評。聰明的媒體人忙著寫他們所謂的新聞，根本沒有注意到珊瑚海與中途島戰役的重要性，事實上，那是日本龐大帝國建設及其攻擊美國計劃的衰落點。

事實上，美國媒體從戰爭一開始就接連犯錯。《紐約時報》根據美國作戰部所提供的資料，在珍珠港事件發生後的幾個星期裡，大肆誇耀盟軍一些微不足道的勝利，而對太平洋艦隊的損失則有意少報道。例如，珍珠港事件發生的5天后，即1941年12月12日，該報打出通欄標題：“美國對日全面開戰，擊沉兩艘巡洋艦，重創一艘戰列艦”。報道說，被炮擊的那三艘艦裡有一艘是戰列艦。這純粹是胡編亂造，其實只有一艘小型日本驅逐艦被擊沉。

第一章　金融市場的理性聲音（3）

金融市場與專家的博弈

然而，在回到大眾理論議題時，經濟學與政治哲學家弗裡德里克·哈耶克於1945年發表了一篇文章，反駁當時流行的中央計劃經濟學說。在文章中，他指出中央計劃經濟無法作為價格槓桿有效地推動經濟發展。他認為中央計劃者不可能將一個龐大人口所發生的零零碎碎、各不相同的資訊資料匯總起來，不管是人還是電腦都無法做到這一點。“好的”經濟決策只能由價格槓桿來完成。市場之所以行之有效，就是因為所有相關資訊（包括主觀偏好）都要透過價格機制來匯總，進入單一市場評價系統，這一系統雖非盡善盡美，但還是比任何人腦或電腦程式設計出的數字更有作用。

將資訊來源進行分解相當重要，因為它是哈耶克所謂的“隱性知識”——一個決定性的生成因素。隱性知識乃是個人憑直覺所獲得的知識，可以在某一特定地點、職業或生活方式中獲取。正因為它帶有明顯的直覺性，因而很不容易對其進行總結，用來交流，事實上具有這種知識的人可能自己還不知道已經掌握了隱性知識。然而，這種知識非常有用，因為它反映了全球各色人物極其深刻的生活經驗。

這種洞察力就是有效市場假說的基礎，但它只是一種觀察，並非一種結論。正如喬治梅森大學法學院名譽院長亨利·曼尼最近指出的那樣，它無法解釋這樣一種理論：如此之巨的海量資訊是怎麼有效地歸納，匯為商品與服務價格的。他這樣問：“加權平均數是怎麼得來的？”他又說：“有效市場假說幾乎完全基於經驗觀察，從未提出過任何理論來解釋市場為何如此有效。”曼尼的回答看來可以這麼理解：大眾智慧的結果。

索羅維基在其《群眾的智慧》一書中令人信服地指出：群體在作出決定時往往要比天才專家更正確。換句話說，“多數比少數要聰明”。他指出，那些專家充滿偏見，視覺有盲點，另外專家在進行預測時，其自信度往往帶來不可信度。雖然不能保證，但是一組個性特異、觀點獨立、動機不同的人群可信性要比某一個人，甚至一群專家更大，更能幫你作出最好的決定。還有一些心理學家指出：如果你向一大群人提出問題請其決斷，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