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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她去種菜路過家門，總要來坐坐，把新收下的蔬菜、嫩玉米、白薯帶給爺爺奶奶嚐嚐。爺爺奶奶總是關心地問起農作物的生長情況、農家的生活，過年過節也總要準備一份給她的禮物，如一包蛋糕、一斤蘋果。淑蘭常對我講：“我總以為知識分子都是自命清高的人，特別是著名的科學家，我們更是不敢接近。沒想到你爺爺那麼平易近人，那麼瞭解我們貧下中農的心。”

“*”中，她看到爺爺被審查，心裡大為不平。“歷史上的事都過去了，他們還想把爺爺怎麼樣？有幾個人能像爺爺一樣拋開國外的榮華富貴，回國參加建設的？”她常常這樣對我說，但她只能做點力所能及的事。一有空她就來家裡和爺爺奶奶談心，講些笑話，讓爺爺開心，有時還幫爺爺奶奶做事、買菜，帶些新鮮蔬菜給爺爺奶奶。後來他們公社的土地都被徵用，蓋上樓房。全部社員變成了工人，她也當上運輸工人。但她每次來，仍帶點新鮮的玉米及紅薯給爺爺奶奶。每次爺爺奶奶總要問：“是你家的地裡種的？”為了逗爺爺奶奶高興，她也總是回答：“是我們種的。”其實這都是她在街上買的。

由於科學院多年來沒有造房子，住房相當緊，許多新婚夫婦無房可住。我們一家人住的房子又搬進來兩家新婚夫婦，再加上數學所的一個“造反派”的小頭目也住進我們的單元，出出進進的人都要受他們的監視。他們見呂淑蘭常來常往，就對淑蘭說：“你要劃清界限。”讓她不要來找爺爺，甚至想查呂淑蘭的家庭出身。

呂淑蘭對我說：“怕他們做什麼，我是貧下中農出身。我還想查查他們幾個的家庭出身呢！他們越說，我就越來。我來你家，才正說明爺爺和貧下中農是一條心。”她說這個話，完全是為了保護爺爺。

我離開北京以後，淑蘭一直關心著爺爺，她告訴我，將來爺爺定了案，她要接爺爺奶奶去她家住。爺爺希望自己的問題有個結論以後就退休，但是留在北京還是去廣西，沒有決定。誰知爺爺沒有能等到“*”結束，就離開了我們，因此他也沒能去農村，這是他的最後一個心願。

爺爺不幸去世後，淑蘭繼續關心著奶奶，一直到奶奶搬家離開中關村。爺爺喜歡年輕人，年輕人也喜歡他，從他這裡學到了不少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