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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可以不必如此狼狽，但很不走運，讓我碰上了下班時間。上下班時間的計程車是城市裡最緊俏最炙手可熱的商品，往往“有活人無空車”，即便碰上一輛空車，某些司機大哥大叔們還要拷問一下你的目的地；如果你如實相告，碰見那種比較“狠”的基本沒戲，一溜青煙的一騎絕塵而去，留下你那張失望無奈的臉；就算上得了車，多半也得幾個人合乘一輛。這樣也不錯，或許可能在這狹小的空間裡邂逅到自己的紅塵伴侶，上演一段傳世的計程車愛情故事。

綜合利弊，權衡得失，我最終放棄與另一半相遇的機會，老老實實地擠上了公交車。這一切的“罪魁禍首”就是松岡先生，就是下班前電話那頭“貓西”個不停的日本人。他是東京一家商社的業務主任，年齡大約三十五六。此主任非彼主任也。開始我也誤認為是和國內的“某辦公室主任”一個意思的主任，經前輩指點後才得知，其實就是一個比普通科員稍大一級的職稱而已。

自從與日本人打交道以來，感覺日本公司和社會的等級制度比中國有過之而無不及。我們公司和日本多家公司有著業務往來，說白了就是給人家加工產品。我們幹，他們買，我們出力，他們出錢。日本人對於工作的嚴格和敬業雖然帶有一股歇斯底里的瘋狂，但確實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另一方面，他們之間上下級森嚴的等級意識和服從意識也令我咂舌。

記得有一次，因為日方圖紙的錯誤，導致生產了一大批廢品，嚴重耽誤了交貨期。那家日本公司馬上派人過來解決問題。經過雙方核實後確定實屬日方單方面的錯誤，並且我方事先也提醒過對方，但日方的負責人始終沒有加以改正，最終導致了無法彌補的後果。日方派過來協調此事的最高領導者，那個五十多歲矮胖矮胖的平日裡面容和藹的科長，當著我們的面拿著厚厚的圖紙狂砸了出錯的那個日本人的腦袋七八下。其力度之大、聲音之響、氣勢之雄偉，讓我們在場的中國人瞠目結舌，不知是該出手相勸還是該擊掌叫好。胖科長一邊猛砸一邊大聲訓斥。雖然我聽不太懂，但不用問，肯定是最為嚴厲的叱責之詞，說不定還夾雜著難聽的髒話。我的天，這個平日裡的笑臉彌陀佛，活脫化身成了我們眼中的凶神惡鬼。

最關鍵的是那個被打被罵的日本人，真的如平時影視劇裡看到的日本老兵一樣：不躲不閃，沒有任何反抗的舉動，嘴裡大聲喊著那句著名的“哈依！”任憑自己的前額紅腫，頭髮凌亂，頭皮屑在空中如雪花般上下翻舞。太邪乎了！這一切超出了所有在場中國人的理解範圍。因為我們中國人最好的就是“面子”二字，如果換作是我，還不跟他拼了老命才怪！但後來仔細一想，也許這兩個日本老哥是給我們演了一出巧奪天工的雙簧，就是故意砸給我們看的。確實，經他們這麼一出“苦肉計”，我們都不好意思再過多追究什麼了，返工就返工吧，再這麼整下去，就要出人命了。我們都被他們的工作態度所折服，忘記了提任何的賠償事宜。高，實在是高，這就是傳說中的水平。不管怎樣，那一次我是真開了眼，長了見識，也深感在日本討生活的艱辛。

雖然我努力想模仿日本老師的發音，可一張嘴便發現自己的發音是多麼的低劣，而且也聽不全她口中的日語。偷偷聽聽其他人的發音，都挺像那麼回事兒，有鼻子有眼的。後來一打聽，其他人的日語水平確實比我高出不少，至少學習年頭都比我長。這個日語口語課的水平已經超出了我的接受能力，不太紮實的基礎讓我在練習會話時捉襟見肘。不到三十分鐘，我的心思就開始煩亂，注意力逐漸鬆散下來。影響注意力的還有另外一件事，那就是這個站在前面一板一眼教我們發音的日本老師。

參加工作後，我便被分到了日韓地區銷售部中的日本小組，和日本人打起了交道。兩年過去了，期間本來有一次去日本出差的機會，可最終由於種種原因沒能成行。兩年裡來公司出差談業務的日本人中居然裡沒有一個女的，全是大老爺們，說起來也夠邪性的。好不容易和日本人一起來個女的，還是他們自己帶來的女翻譯，中國人。難道日本女人真的是全悶在家裡，相夫教子，踏踏實實地當自己的家庭主婦？當然，每次去機場接送日本客人，都能看見不少的日本女人，有風華正茂的，有徐老半孃的，有美麗漂亮的，有剛過及格線的。但我卻從來沒有和日本女人說過話，打過交道，共過事。日本女人到底是個什麼樣子，何種稟性，哪種感覺，我是一無所知。所以眼前的這個日本女老師是我真正意義上近距離接觸到的第一個日本女人，既然是第一個，那自然是充滿了新奇和興趣。

可是不到半節課，我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