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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說的“讓‘壞孩子’早點結婚”是一個比喻，其實結婚、生孩子都不應該太早，這一點不是從法律意義上說的，而是從文化意義上。一個人應該心智比較成熟時再生孩子最為適宜，也就是成熟會幫助我們剋制煩躁、恐慌，成熟也會幫助我們更好地承擔自己的責任。為人父母，卻沒有責任意識實在是個災難。常有人說晚生的孩子更聰明，我也相信這樣的說法，我相信的不是這句話的“科學性”，而是你到了壯年，一切條件都已具備，非常渴望著有一個孩子，有了孩子之後，你又有足夠的心思花在孩子身上，這個孩子自然會成長得更好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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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改變　孩子改變　卷二（1）

天底下有三件難事

這句話其實德國的哲學家康德也說過，奧地利的心理學家弗洛伊德也說過。康德說管理人、教育人都是最難理解的事，弗洛伊德作為心理學家，又加了一條，就是做心理諮詢工作也是一件難事。其實所有的與人相關的事總是困難的。難在哪裡？你說你怎麼才能理解一個人啊？你說對孩子要盡心到什麼程度才算夠了？在培養孩子這件事上，你說把孩子培養到什麼樣程度，才算培養得好，你很難說出來。同時弗洛伊德認為你站在自己的立場上，替另外一個人做決定，這是一件非常有危險的，也是不可靠的事情。有時候一個人，包括我們現在，我們要認識自己，其實都是很難的。有時候把握不了自己的情緒，有時候你不敢作出決斷，有時候你猶豫不決，有時候你擔驚受怕。

這樣的思考大概有助於我們避免過於想當然，過於武斷，過於強勢，在家庭生活中，父母的文化姿態具有直接、深遠而深刻的影響力。有時我們的麻煩在於太不懂得做父母了，我們幾乎沒有受到任何的“職業訓練”，做父母完全是“無證上崗”，但最大的麻煩卻在於，一旦上崗了，我們卻以為自己可以理所當然地做父母，這一點往往也是家庭衝突、甚至造成家庭悲劇的核心原因。

當然，在大多數情況下，我們做父母，還是能夠理性地意識到，無論我們為孩子做什麼樣的決定都充滿了可以見到的和還不可能預見的風險，孩子來到這個世界，也就要生活在各種危險中，現實讓人憂慮，未來更讓人憂慮。孩子小的時候，我們憂慮他的健康，大一些，我們憂慮他的學業，更大一點，我們憂慮他的未來。這裡的　健康、學業與未來是一個籠統的說法，其實它們都可以無限地細分下去，這樣的細分觸及生命成長的所有方面，對任何一個人而言，所有的成長既是“整體性”的，又是各個方面的——成長總是細節的、具體的。孩子使我們的心很“懸”。

深度焦慮的一代

——做好父母比做好自己的工作更難

這樣的“整體性”和具體性構成了天底下父母們巨大的憂慮。不只在座的各位朋友有，臺灣天下雜誌社的《康健》雜誌，在2008　年曾做過一個調查。（調查表略）我也在山東、上海、四川、福建的一些中學做過一些抽樣調查，大家可以看到，父母對孩子成長的憂慮是多方面的，而在臺灣大概有的父母認為教育子女要比自己所從事的任何工作都要困難。在我調查的那些學校，因為面對的是初中和高中學校，父母們的憂慮指數更高了。認為教育子女比自己所從事的工作困難的初中學生的父母達到了70％以上，高中學生的父母竟達到了。在這裡，我們可以看到孩子越大，父母越會覺得自己越難以“掌控”，這一切來自應試教育所形成的巨大的壓力，對未來的憂慮、親子關係的惡化，於是茫然感、無助感、緊張感成了家庭中四處瀰漫的文化。

2008年上半年，我到山東濟南某校做家庭教育的報告。這所學校是當地的名校，學生的父母大都是大學的教授、政府官員和成功商人，平時有不少所謂的成功人士會對學校和班主任的工作有些不以為然，在家校溝通方面情況欠佳。那天也不是休息日，學校通知的是晚上六點半開始做講座，很多家長是一下班就餓著肚子從全城各處趕來的，六點半之前，人就全部到齊了。一個半小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