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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京報》，在創刊詞中寫到“必使政府聽命於正當民意。”他曾說：“這些軍閥，設計害民，搗亂世界，我偏要撕破他們的畫皮。”所以他走到哪裡，偵緝隊就跟到哪裡。邵本人十分喜愛馬連良的劇藝，並在報上撰文，竭盡鼓勵之能事，邵的觀點對馬連良有很大的啟發。邵認為，其一，藝術要有個性，走自己本身條件與藝術相互匹配的路，不要怕所謂“正統”勢力的批評與指責；其二，伶人演戲不只是為了穿衣吃飯娛樂大眾，更兼有高臺教化之責任，讓普羅大眾懂得“抑惡揚善”的道理，看戲是最簡單的辦法；其三，伶人不是矮人一等的賤民，是應受人尊敬的藝術家。中國的伶人若要不被別人看不起，首先要自尊自強，用藝術和德行征服舊勢力。

邵飄萍對正在成長和發展中的馬連良來說，無疑起到了鼓舞和促進的作用。他時常與馬見面，不斷地向馬介紹各種藝術門類，以提高馬連良的藝術修養；解釋詩詞歌賦，以提高馬連良的文化素質。使馬連良眼界大開，藝術的視野越發寬廣。邵飄萍勉勵他要多演能發揮其唱、念、做兼擅的戲，走自己的路。在有人對馬連良之京劇藝術改革頗有微詞之時，邵先生在《京報》上發表文章，為馬撐腰。並題寫“鬚生泰斗，獨樹一幟”於報端，使馬連良大為感動，視邵為良師益友。時值民國初期，民主思想漸起，文人士大夫走下“神壇”，與伶人交友，對伶人境界與品位的提高起了極大的作用。邵先生對馬連良的幫助，無異於齊如山之於梅蘭芳、羅癭公之於程硯秋。

在馬連良與邵飄萍的頻繁接觸時期，北京偵緝隊長馬玉林是個生活中的“朱光祖”，多次與馬連良打過招呼，讓馬連良少與邵往來，言明邵有“革命黨”之嫌。馬連良卻以為邵先生是少有的好人，為人正派，讓他懂得了許多演戲和做人的道理，為什麼不能和他往來？

軍閥張宗昌對邵飄萍恨之入骨，欲除之而後快。邵本人日常工作非常忙，日間總在外面交際應酬，有時還造訪妓院，因為有許多官場中人在“八大胡同”中飲酒取樂，在談笑之中可以探得不少政治訊息，作為揭露他們的新聞。他警惕性也較高，夜晚多在東交民巷六國飯店或蘇聯使館避居，不冒然外出。後因思家心切，深夜偷偷回去，終於在家中被捕。1926年4月24日，張宗昌命其鷹犬王琦操刀，邵飄萍先生被北洋政府以“宣揚赤化”等罪名殺害了。馬連良痛失良師益友，大為悲傷。邵夫人湯修慧也潛避他鄉，以免株連，因此無人為邵收屍。當馬連良返京後聞知“誰來收屍，誰就有革命黨嫌疑”時，不顧親朋好友們的阻攔，毅然前往法場。他說：“誰都知道我是唱戲的，與政治無涉！我要讓邵先生入土為安。”當他見到邵飄萍右眼下之飲彈創痕時，再也無法控制自己的情緒，面對遺骸失聲痛哭，他第一次感到政治是如此的無情與冷酷。邵的文人朋友知道馬連良為邵收屍的事後，不由得對這位青年伶人肅然起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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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獨樹一幟（6）

1927年由陳春齡組班“春福社”，約馬連良做挑班的頭牌老生，真正步入了“一線明星”的行列。從“富連成”畢業到今天，馬連良艱辛跋涉了整整十年。所謂“挑班”，就是頭牌唱大軸戲的主演。但不一定是班社的老闆，馬連良與其他搭班的一樣，照樣拿戲份，班社的盈虧與他無關。“春福社”的老闆是陳春齡先生。老闆對挑班者的建議多數採納，以利演出的效果。由於“話語權”的增加，終於使他對京劇改革的抱負得以施展。

首先，重金禮聘老伶工王長林、錢金福二位為其配演。這二位老先生都曾傍過譚鑫培和餘叔巖，對“譚派”真諦深諳其道。馬連良透過向這二位老先生的請益，對傳統劇目《定軍山》、《盜宗卷》、《問樵鬧府》、《打棍出箱》等劇目的演藝均達到了精益求精、更上層樓的水準。

另外，馬連良對當時所流行的劇目做了一番深入的研究。“京派”伶人喜唱摺子戲，都是以前傳統本戲的精華部分，文人雅士多喜觀看。然而劇情無頭無尾，平民百姓不知所云。“海派”伶人多演連臺本戲，以新奇冗長，一天一本，無盡無休為招徠，藝術上不免流於低俗。此時，馬連良的業師蔡榮桂已離開“富社”，他對馬說：“連良，我終於看到你挑班的日子了，我要把我這一肚子戲都給你排了！”馬連良大喜，約請蔡先生作為班中的抱本子管事，即專門負責劇本及說戲。在蔡榮桂的幫助之下，他開始編演一些帶有“全部”名稱的本戲，如《全部武鄉侯》、《全部秦瓊發配》、《全部火牛陣》、《全部範仲禹》、《全部寶蓮燈》和《全部清風亭》等等。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