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3部分(第2/4 頁)

是在資本主義的生態環境下的一種客觀存在，香港畢竟是實行“一國兩制”，和我們內地有很大區別。從某種角度上說，它們的立足點就是新聞，也不能說完全不附加其他的因素，但是相對來說要少。立足新聞是指什麼，首先考慮的是讀者，是受眾，是觀眾，是聽眾，這是第一需要。　【主持人】他們更多考慮的是讀者的需要而去關注新聞本身，可以這麼說嗎？　【朱思雄】對，應該這麼說，所以他們在新聞的取捨上，跟我們的感覺，包括操作方式上，都不完全一樣。甚至於尤其是涉及政治新聞的時候，233跟我們的這種管理上的一些做法完全不一樣。　【主持人】那您說，比如涉及政治經濟的包括新聞出版高度自由的城市，我們能夠體會到的是很強烈的一種來自這個城市的人的法制意識，他們的法制意識都非常強，您是怎麼看待這兩個鮮明的對比呢？　【朱思雄】這就是我剛才說的，什麼叫自由，自由就是在法律允許的範方　圍內，隨著自己個人的意志行動的權利，它是有一個權利，所謂自由，自由從來都是相對的，必須在法律允許的範圍內才有自己的自由，如果你違法，那法律不可能給你自由。　作為香港來說，它法制的完備在世界上有口皆碑、有目共睹。有這麼一個大的法律框架的監管，可能我們有時候會覺得因為法制太完備，會不會受很多限制，在工作和生活中可能要受到很多規避。實際上一個法制完備的社會，是對老百姓來說，對市民來說，實際上是一個相對比較穩定、比較穩妥，讓你心裡比較踏實的社會。　人的安全感，是非常重要的。因為法律完備，所以人本身的很多需要滿足了，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就是安全感，被尊重就不說，主要是一個安全感，在這種法制完備的情況下，你就儘可能地做你想做的事情，或者是你希望做的事情。在這種環境下，你就可以把你的聰明才智發揮到極致，當然前提是你有這種願望。　剛才我講了，我什麼事情都不想幹了，也可以，這個社會也會讓你有一個基本的生活保障，吃住行等等都有社會保障。實際上我們過去講到北歐社會主義的福利，包括髮達資本主義國家的高福利，會不會造成老百姓都不幹活了，都不工作了？其實不會的，越是在這種環境下，實際上人工作的慾望可能更強。差別在哪兒？你到底具備多少技能，你到底可以為這個社會貢獻多大的力量？很少有一個人說，在這個社會有吃有喝、吃穿不愁就頹廢了，有沒有？有，但是很少，因為人的本性還是向上的，還是希望自己有所作為的。在這個法制完備的環境裡面，你向上，你想有所作為，法制對你來說是一種保障，給你提供一個強大的法律支撐，有了這個支撐，應該說，人的自由度、一個社會的自由度可能更大，可以把你潛在的能量盡情發揮出來。　我認為香港社會是和諧的【主持人】有網友問您“那一夜”；指的是1997年香港迴歸的那一夜，您在幹什麼？這10年，您覺得香港給予了您什麼？　【朱思雄】1997年的7月1日，我在北京，那一夜好像是我們在一個飯館裡喝酒，一邊看電視一邊喝酒，當時有幾個人提出來說，要喝完酒搞點兒娛樂活動，我說算了，香港迴歸，百年一遇，以後很難有，我們還是看一看吧。那一夜就是一邊喝酒一邊看了政權交接儀式，當時比較激動、比較興奮，儘管我個人覺得，當時把“洗刷恥辱”的成分宣揚得稍微多了一點，其實沒有必要把這個宣揚得太多。當然，作為中國的一塊土地，終於回到了中國，對全體中國人來說還是比較值得慶賀的事情。第二個問題，這10年香港給予了我最大的收穫是什麼？應該說我在香港感覺到精神上的放鬆，使我改變了我對工作，包括對社會、對與人交往的很多觀念和態度。比如說，我在香港工作的時候，第一很少開會，也很少有人說工作上你應該怎樣、不應該怎樣，自由發揮的餘地就比較大，雖然不能說我在那兒乾得很好，但是在這種環境下，我的潛能發揮得還可以，除了我的本職工作以外，包括寫的這本書，就是在這3年半期間，我利用業餘時間可以很安心、很靜心地寫出來。有這樣一個環境能夠讓我做一點兒自己想做的事情，這給我的感觸很深。現在回到內地工作，我在想：本職工作要做好，本職工作之外的別的事情應該以什麼樣積極的態度來做呢？在香港生活的這幾年對我有很大的衝擊。在香港這3年多時間我感觸比較深的，包括現在回來以後也會不自覺地規範自己的行為，香港除了自由另外一點就是文明程度，這一點對我刺激比較大，在很多場合比如說坐公共汽車或者在商場購物，大家都自覺排隊，尤其是坐公共汽車，在北京坐公交車，經常可以看見乘客自己坐一個位置，包占一個位置，在香港不會有這樣的現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