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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可以說，你要吃壽司，不一定非要去日本，甚至，你要吃日本人一生也絕不容易吃到一回的“女體盛”，更不一定非要到東京或京都——比方說，在今年4月2日之前，在中國雲南省昆明市，你就可以將此事搞定。

4月2日發生在昆明某日資餐廳的“女體盛”事件最終以“不符合衛生條件”而告一段落。與其說是食物（壽司）本身的不衛生，不如說其實是吃法或“容器”的“不衛生”，文化、風俗以及全球化的“不衛生”。我發現，有媒體已“女體盛”直接誤讀為“女體盛宴”，進入文字的女體不再是壽司的“盛物”，而變成了食物本身。擺滿了壽司的“女體盛”，於是滿本都寫著兩個字是：“吃人”。換句話說，昆明“女體盛”在中國引起的友邦驚詫，實在不亞於把那個負責上酸菜的翠花給生吃了。

查“女體盛”之為飲食方式，在日本雖有悠久之歷史，卻始終是小圈子文化。我在日本呆過幾天，吃過不少壽司，也見過女體若干，吃壽司之女體，更是比比皆是，唯獨未聞有置於女體之上的壽司。問日本人，結果大多也是一頭霧水，語焉不詳。“女體盛”在日本，現狀大約近似於廣東人的進食猴腦，事出有因，卻查無實據。誠然，日本人自己的否認也未必可信，林語堂曾經也正告老外：“任何人都不能使我相信蛇肉的鮮美不亞於雞肉這一說法。我在中國生活了四十年，一條蛇也沒有吃過，也沒有見過我的任何親友吃過……吃蛇肉對中國人和西方人同樣是件稀罕事兒。”我在中國也生活了四十多年，平心而論，不是林語堂忘了廣東人也是中國人，就是他在一時的正義衝動之下仗義執言，不負責任。

“女體盛”在日本國內大致屬於正在失傳的文化，這種狀況與式微的藝妓文化或有密切相關，事實上，“女體盛”要求的女體並非普通的女體，而是藝妓的女體（昆明版“女體盛”的要求是“學歷在大學以上”）溫度對於壽司滋味的好壞至關重大，日本的壽司師傅多為男性，系因男性的體溫較為均衡穩定，不像女性那樣變化無常，從而有助於品質的保障。因此，在像我這樣一個外國人看來，“女體盛”的式微是遲早的事，壽司若非盛之以人體不可，以單純的技術層面而言，也該是“男體盛”才對頭。

若非盛之於女體，女體上的那些食物其實還是較為昆明人民所喜聞樂見的，例如做壽司經常會用到的三文魚。香港實業界某人曾獲雲南官方之邀隨一“西部開發”訪問團前往昆明。回來後我問他都吃了什麼好東西，那人先是愁眉苦臉繼而咬牙切齒：“媽的餐餐請吃三文魚。其實我想吃的是過橋米線啊。”我也是那種一想到雲南就只會想吃過橋米線的蠢物，當然我的想象中還多了汽鍋雞什麼的，遂開導曰，三文魚想必是當地極受歡迎之物，否則就不會用來招待你們這些貴賓，你可要體諒主人家的一片苦心啊，儘管“苦心”有時也會“苦口”。

如果全球化的顛峰一定會出現在中國，那麼，我相信巔峰中的巔峰就最有可能出現在雲南，這倒不一定與海拔高度有關。早在皇馬於雲南閃亮登場那會子我就堅定了這一信念。前述段子若需更新，我想應該是這樣：於昆明經營之日資跨國公司因在兩名中國女大學生的玉體之上覆蓋了以日本、挪威、蘇格蘭及中國原料製成之食品並招來大批昆明記者以日本、德國或中國生產之照相機在兩米之外拍照遂令中國輿論再一次集體出離了憤怒。

有奶如何不是娘

在社會輿論的擠壓之下，長沙“人乳宴”終於在農曆年前宣告撤宴，並且將負責供奶的6名奶孃也送回了老家。很顯然，公理和良知再一次戰勝，店方和媒體也取得了雙贏，加起來就是四贏，根本沒有輸家。我猜，上述各方都幸福地過了個有意義的春節，說不定還用手機互發了若干賀年簡訊，然後各自放了一些鞭炮。

壓力團體（由智人種狹鼻猴次目靈長目哺乳動物綱動物自發組成　）的致勝利器是“公理”和“良知”：一，“人乳宴”擴大了社會不公的鴻溝，其與西安之“36　萬一桌豪宴”一樣，皆為窮奢極欲的表現，反映了中國“在轉軌時期的社會失序”；二，戰無不勝的“母性”之神聖價值不容挑戰。“人乳宴”是對母乳的汙辱，對母性的汙辱，對人性的汙辱，“人乳宴”簡直就是“辱人宴”。

公理我所欲也，良知亦我所愛，當然我也清楚得很，我對於這兩樣好東西的熱愛至今仍停留在非常業餘的水準，例如，我經常以熱衷於觀看美國法庭片來表達這種業餘的熱愛。只要是這個片種，不管有沒有喜歡的名星，不管拍得有多爛，我都會從頭看到尾——只是正義在最後得到了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