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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諾言。他們多麼高尚，做出如此人道主義的事，超越了我們卑鄙的自私性。

他們是否許諾用他們自己的錢來重建呢？不是，是用公眾的錢。假設這些錢來自別的某個地方，就像“拆東牆補西牆”所形容的。那個別的地方就會不平衡，可能是私人出資的癌症研究基金，或者控制糖尿病的研究基金。似乎很少有人關注那些孤獨地躺在那裡、沒有電視報道他們的慘境的癌症患者。這些癌症病人不但不會進行選舉投票（下一次投票時他們已經死了），也不會出現在我們的情感系統中。他們中每天死去的人數超過被颶風卡特里娜奪去生命的人數。他們才是最需要我們的人，不光是需要經濟幫助，還有關心和友善。而他們可能正是錢被拿走的人—間接地，甚至直接地。從研究機構抽走的錢（公共的或私人的）可能會殺死他們，這是一種沉默的犯罪。

這個問題還有另一種形式，它與我們面對多種可能性時的決策有關。我們能看到明顯而可見的結果，而看不到不可見的和不那麼明顯的結果。但那些我們沒有看到的結果可能，不，是通常更有意義。

弗裡德里克？巴斯夏是19世紀一位奇異的人文主義者，少有的獨立思想家，獨立到在他自己的國家法國竟然無人認識他，因為他的思想與法國的政治傳統相悖。但他在美國有大量追隨者。

在題為《我們看到的和我們沒有看到的》的文章當中，巴斯夏提出如下觀點：我們能看到政府做了什麼，因此歌頌他們，但我們沒有看到別的。然而確實有別的東西存在，只是它們沒那麼明顯，因此沒有被看到。

回想一下證實偏差：政府非常擅長告訴你他們做了什麼，而不是他們沒做什麼。實際上，他們可以被貼上偽“慈善”的標籤，也就是以一種明顯而煽情的方式幫助別人，而不考慮那些不被人們看到的隱藏結果。巴斯夏反駁了那些顯示政府好處的論點，啟發了自由主義者。但這種觀點可以一般化到兩個極端。

巴斯夏更進了一步。如果一個行為的積極和消極結果都降臨在行為者身上，我們會學得很快。但通常一個行為的積極影響只惠及行為者，因為它們是可見的，而不可見的消極影響降臨到其他人身上，給社會造成淨損失。想想職位保護措施：你注意到有些人的職位是有保障的，你把它歸因於社會福利。你沒有注意到由此導致有些人找不到工作，因為這種保護降低了職位的公開性。在某些情況下，比如癌症病人由於卡特里娜颶風而可能遭到的懲罰，一個行為的積極結果會立即使政客和偽人道主義者受惠，而消極影響需要很久才表現出來，人們可能永遠不會注意它們。你甚至可以指責媒體把慈善捐贈導向了最不需要它們的人。

讓我們對2001年9月11日做同樣的分析。大約2　500人直接死於本？拉登集團在世貿中心雙子塔造成的災難。遇難者的家庭得到各種機構和慈善團體的捐贈。但是，根據研究者的結果，在那一年餘下的3個月，將近1　000人成為恐怖主義沉默的受害者。為什麼？害怕坐飛機轉而開車的人面臨更高的死亡風險。證據表明那段時間的公路死亡率上升，因為公路比天空更致命。這些家庭沒有得到捐助，他們甚至不知道他們的親人也是本？拉登的受害者。　。。

黑天鵝　第八章（7）

除巴斯夏以外，我還喜歡拉爾夫？納德（Ralph　Nader，活動家和消費者保護主義者，顯然不是政客和政治思想家）。透過曝光汽車公司的安全記錄，他或許成為拯救生命最多的美國公民。但是，在幾年前的政治活動中，就連他自己也忘記炫耀由他的安全帶法拯救的成千上萬人的生命。鼓吹“瞧，我為你做了什麼”比“瞧，我幫你避免了什麼”容易得多。

回想一下序言裡提到的假想議員的故事，他的行動本來可以避免“9？11”事件。有多少這樣的人走在大街上？而且他們並不像那些偽英雄那樣雄赳赳氣昂昂。

下一次面對這種狡猾的人道主義時，想一想它所造成的沉默結果。

醫生

我們對沉默的證據的忽視每天都在致人死亡。假設一種藥物可以治癒許多人身上的一種危險的疾病，不過有可能導致少數人死亡，但這對社會總體上是有益的。醫生會開這種藥物嗎？他沒有這樣做的理由。被副作用傷害的病人的律師會像打狗一樣纏著這名醫生，而被救的病人或許從此再也看不見蹤影。

救活一個人只是統計數字，傷害一個人則是奇聞逸事。統計結果是不可見的，奇聞逸事是顯而易見的。同樣，黑天鵝事件的風險是不可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