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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子們也不怎麼願意親近的人物，在朝廷沒什麼過於親密的朋友，可能是因為同樣厭惡自己的子侄透過父蔭得官，倒是劉家的子侄輩與章惇家的子侄輩關係極好。所以，與其認為他是“舊黨”，倒不如說他是所謂“孤臣”更為恰當。

不過，這對於舊黨，卻也算是遲來的勝利。而對石越來說，他染指御史臺的機會並不大，這個時候更沒有太多的心思去糾纏於權力分配的鬥爭。在石越看來，他面前有無數的麻煩，西南夷是個麻煩，伏虞縣是個麻煩，益州是個麻煩、交鈔是個麻煩，什麼陳世儒案、永順錢莊案、御史中丞、戶部尚書……這些都不過是一個一個的麻煩。有些麻煩牽一髮而全身，互相糾纏在一起，那是**煩；而有些麻煩只要謹慎一點，可以單獨解決，那就是小麻煩。相比如何解決益州的問題，如何維持交鈔的信用、穩定錢鈔比，如何抑制物價上漲，汴京的權力分配，遠遠沒那麼麻煩。因為汴京的政局看起來正在向好的方面發展，而益州局勢與交鈔問題，卻讓石越時時擔心它們會持續惡化，完全不知道它們又會引發什麼樣的新麻煩出來……

然而擔心歸擔心，儘管被人們寄予厚望，但石越暫時也沒有什麼靈丹妙藥，可以立收奇效。

想從幾千裡之外的汴京，遙控指揮益州的軍事行動，那隻會收到災難性的後果。皇帝曾經很想採納樞府的意見，一面命令高遵惠、陳元鳳抽調廂軍、鄉兵、弓箭手在伏虞縣以及蓬州四周州縣佈防，並設法穩住陳三娘子一夥；一面要求王厚、慕容謙暫時對西南夷不要輕舉妄動，禁軍兵力要由入蜀的馮京節制，先行平定伏虞縣暴亂。

但卻被石越極力阻止。

石越並沒有給趙頊一個完美無暇的計劃，他只是力勸皇帝給高遵惠、陳元鳳與王厚、慕容謙分別下達了一道一模一樣的詔令：在馮京到達益州之前，許其便宜行事；在馮京到達益州之後，益州一切軍政事務，皆歸馮京節制。

沒有傳說中的錦囊妙計，也沒有料敵千里之外的神奇，更沒有完備細緻的應對方案，這樣的建議並不能讓皇帝安心，甚至連司馬光與韓維雖然在表面上讚賞，心裡也不是沒有懷疑與擔心的。大家總覺得要自己親自做點什麼才能安心。

不僅如此，石越還阻止了樞府向益州路大舉增兵迅速平叛的計劃。不過這件事卻得到了司馬光真心實意的支援，增兵意味著增加益州的補給壓力，司馬光已經想盡辦法想向益州運送物資，但進蜀遠比出蜀要艱難，而且遠水也難解近渴。

但石越雖然認為盲目增兵，弊大於利；暗地裡，他卻每天都要祁禱陳三娘子不要變成流寇，佔山為王也好，據城自守也好，這樣的叛亂好對付，但倘若變成流寇就麻煩大了，不僅各地的乾柴很容易被點燃起來，而且對付流寇，自古以來就不存在什麼省力的辦法。到時候，宋廷就只能被迫增兵了。石越並沒有想象的那麼有信心。

所以，在不知情的人看來，石越等於什麼都沒有做。而每天例外的兩府聚議，也如沒白開水一樣沒有意思。

不過石越也沒有心思顧及別人的審美，例行聚議之後，石越給蘇軾寫了封書信，講了皇帝對遼國的擔憂，吩咐堂吏寄了，便離開了政事堂。皇帝這個時候應當正在單獨召見王安石，汴京有成百上千的官員，正在翹首期待著結果，但石越自從昨天見過王安石之後，便已經不再擔心這件事了。

他必須先去勞神解決另一個麻煩，桑充國的麻煩。

*

當宰相的好處之一，便是可以在政事堂外面就騎上馬離開皇宮；而當宰相的壞處之一，就是在政事堂外上馬的同時，也必須帶著標準的儀仗隊。

與很多宋朝計程車大夫一樣，石越討厭浩浩蕩蕩的出行——那是李林甫留下來的壞習慣，不過，如果身邊帶著的是貨真價實的軍隊，那就另當別論。出了內城後，石越便撤了儀仗，只帶了侍劍和幾個隨從，輕騎往白水潭而去。他昨晚辭了範純仁後，特意去了一趟潘樓街的桑府，早已問得清楚，這幾天桑充國既不在潘樓街桑宅，也不在咸宜坊的新宅子裡，而是住在白水潭附近的一座新買的園子中。

石越一行到了白水潭後，頗費了一番功夫，才尋著桑充國的園子。從外面看，這園子算是其貌不揚，一條在雪後格外泥濘的小路通往園子的大門，斑剝的粉牆外種著幾株瘦瘦歪歪的柳樹，只有兩扇朱門顯得新一點。石越遠遠看見，已是十分好奇，在牆外下了馬，將馬順手交給隨從，也不通報敲門，徑直推開門闖了進去。

進到園中，石越便呆住了。這園中除了幾間草房外，竟然全是一小塊一小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