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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王相之明，他用的人，斷不會有奸邪之輩。況且還有監察御史……”

“王相的才學，可與孟子相儔呀，而皇上是英明之主，與王相君臣相得，千古以來，唯劉先主之遇孔明可以相比。”曾布口沫橫飛，大誇了一通王安石的學識。王安石治《老子》和《孟子》，那是出了名的有學問，當然也不算吹牛，說到精彩之處，也能讓唐棣、李敦敏等人讚歎不已，只是石越這個現代人，對這些卻天生免疫。

……

其後曾布又和石越做過幾次長談，雖然在私交方面來說，曾布對石越佩服之意越來越深，但是新法方面，終於只能貌合神離。石越小心翼翼提到的種種建議，曾布雖然表嘆，卻無不表示王安石以相當簡單的手法“解決”掉了，面對這個對王安石崇拜到骨子裡去了的人，石越也只能無話可說了。

石越故意裝做不經意的說到自古以來變法，必然牽涉到多方利益，依時勢的不同而不同，有時須猛有時須寬，寬猛相濟才是上策。不料曾布一邊贊同，一邊卻絲毫沒想到是在說他們用法太“猛”了。石越又說到朝中舊黨的阻力，應當想辦法調和關係，才能讓新法順利推行。曾布則馬上說要用“徵誅”之術去四凶，新法方得大行於世，又自以為王安石和皇帝君臣相知，舊黨不足道也，對於妥協，根本沒有想過。

石越心裡雖然大不以然，卻終於不敢強辯，他知道自己立足不穩，此時要麼附和王安石，要麼就表示中立，否則的話難免終身受到打壓，再無出頭之日。若是一意表示反對，新黨便是找個什麼藉口致他於死地也並非難事，畢竟他是沒有功名的人。

此時眼見曾布這樣的新法核心，無論你怎麼敲醒，卻絕無半點自省之意。你說新黨內要小心有奸人，他們馬上就認為有奸臣意圖汙衊他們，是找藉口攻擊新法；你說老百姓認為新法不便吧，他們就說這是“流俗”，實在不足道，只要堅持下去，就一定能勝利；你說士大夫反對新法吧，他們就說這是“頑固、迂腐、不讀書”，總之天下的道理一定是新黨正確。

石越知道曾布將來會是保甲法的倡議人之一，就試探著對他說保甲法有可能會增加農民的負擔，因為保甲法要求農夫經常組織訓練，本來農民就要不少事情要做，平時還要做的點別的事才能補貼家用，何況有時候還要應募役之徵，並不是到農時，要組織起來訓練，就會讓農夫們非常不方便了，何況還要擔心小吏們趁機給農民找麻煩以勒索財物，還要考慮到農時繁忙的季節農民根本沒有時間等等情況。石越說得非常的委婉，不料曾布卻只不以為然的笑道：“子明過慮了，這等事情，只要立法周詳，其利遠大於弊，斷不可因噎廢食的。”看他的樣子，是絕無多少認真考慮的意思的。

一個曾布已經如此固執於新法的正確，號稱“拗相公”的王安石又當如何呢？石越對新黨所持的有限幻想很快就破滅了。新黨不足以依靠，舊黨更不用說……雖然一腔熱血，想要改變歷史的轉輪，但是此時的石越，也只有回到自己的計劃之上，慢慢的積累自己的政治資本。

石越偶爾也會想到，曾布們可能是由於反對的聲音太偏激而產生了強烈的逆反心，舊黨們往往針對一些小事情就極力的擴大化攻擊到新法的全部，而新黨們由此也變得格外的護短，因此任何來自新黨之外的意見都聽不進去。如果自己進入新黨之中，或者能有所助益。但是他終於不敢冒這個險……須知古今中外，政治立場是隻能站一次的，一次站錯，終身皆有汙點。倘若自己成為新黨的一員而無法改變王安石，那麼自己想要反出新黨，不僅舊黨難以相信自己，而新黨也會認為自己是叛徒，對付起自己來肯定格外的不遺餘力。這種把命運寄託在一個靠不住的人身上的做法，實在不是石越的性格。

而與王安禮的交遊更是堅定了石越的決定。因為王安禮行事謹慎、顧慮周詳、議論明辯，便是石越都有點自嘆不如，二人談論古今大事，許多地方都很相契。王安禮做不到的事情，自己又有什麼把握做得到。記得自己曾讀書，說司馬光寫信給王安石，話說到“一旦失勢，必有賣公以自售者”這樣的份上，擺明了針對呂惠卿，可是王安石卻置若罔聞，一點警惕的意思都沒有，這樣的性格又豈是別人勸得話進去的？

在曾布面前因為試探性的話題而感到失望的石越，由此刻意裝出一種淡然的樣子。讀歷史的他自然知道西方有史學家曾經把大約是古中國春秋戰國一段時間稱為人類歷史上的“軸心時代”，現代文明的主要思想基本上都是在那個時代奠基的，而自軸心時代之後，就標誌著人類正式進入了倫理社會。而在古代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