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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說要是不影響你的話——我們再見面好麼？當然，我知道按理我不該說這樣的話。”

“按理？”我吃了一驚，“按理是怎麼回事？”

她臉紅了。大概我太吃驚的緣故。

“很難說明白。”直子辯解似的說。她把運動衫兩個袖口拉到臂肘上邊，旋即又褪回原來位置。電燈光把她細細的汗毛染成美麗的金黃色。“我沒想說按理，本來想用別的說法來著。”

直子把臂肘拄在桌面，久久看著牆上的掛曆，似乎想要從中找出合適的字眼，那當然是不可能的。她嘆口氣，閉上眼睛，摸了下發卡。

“沒關係。”我說，“你要說的好象能明白。我也不知道怎麼說才合適。”

“表達不好。”直子說，“這些日子總是這樣。一想表達什麼，想出的只是對不上號的字眼。有時對不上號，還有時完全相反。可要改嘴的時候，頭腦又混亂得找不出詞來，甚至自己最初想說什麼都糊塗了。好像身體被分成兩個，相互做追逐遊戲似的。而且中間有根很粗很粗的大柱子，圍著它左一圈右一圈追個沒完。而恰如其分的字眼總是由另一個我所擁有，這個我絕對追趕不上。”直子仰臉盯著我的眼睛，“這個你明白？”

“或多或少，誰都會有那種感覺。”我說，“誰都想表現自己，而又不能表現得確切，以至焦躁不安。”

我這麼一說，直子顯得有些失望。

“可我和這個也不同的。”直子說，但再沒解釋什麼。

“見面是一點也不礙事，”我說，“反正星期天我都顯得百無聊賴，再說走走對身體也好。”

我們乘上手山線，直子在新宿轉乘中央線。她在國分寺租了間小公寓。

“哦，我說話方式同以前不一樣了？”臨分手時直子問我。

“好像稍微有點不同。”我說，“不過哪點不同，我又說不清楚。老實說，記得那時候見面倒是不少，卻沒怎麼說過話。”

“是啊。”她也承認，“這個星期六可以打電話給你？”

“可以，當然可以。我等著。”我說。

第一次同直子見面，是高中二年級的春天。她也是二年級，就讀於教會背景的正統女校。正通倒是正統，但如果對學習太熱心了，便會被人指脊樑骨說成“不本分”。我有一個叫木月的要好朋友（與其說要好，不如說是我絕無僅有的唯一朋友），直子是他的戀人。木月和她幾乎是從一降生就開始的青梅竹馬之交，兩家相距不到兩百米。

正像其他青梅竹馬之交一樣，他們的關係非常開放，單獨相處的願望似乎也不那麼強烈。兩人時常相互去對方家裡，同對方家人一起吃晚飯、打麻將。還有好幾次拉我赴四人約會。直子領過一個同班女生，四人一同去動物園，去游泳池，去看電影。但坦率地說，直子領來的女生儘管可愛，但對我太高雅了。作為我，合得來的還是公立高中那些雖然多少有些粗俗之感卻可以無拘無束地交談的女孩子。直子領來的女孩子那招人喜愛的頭腦中到底在想什麼，我實在莫名其妙。估計她們對我也同樣莫名其妙。

由於這個原因，木月便放棄了四人約會，而只我們三人——木月、直子加我，或外出遊玩或談天說地。想起來是有些不正常，但就效果而言，這樣倒最是其樂融融，相安無事。而四人相聚，氣氛總有些不太融洽。三人在一起，便儼然成了電視中的專題採訪節目：我是客串演員，木月是精明強幹的主持人，直子則是助手。木月總是節目的中心，而他又幹的的確得心應手。木月有一種喜歡冷笑的傾向，往往被人視為傲慢，但本質上卻是熱情公道的人。三人相聚時，對我對直子他都一視同仁，一樣地搭話，一樣地開玩笑，，注意不讓任何人受到冷落。倘若有一方長久默然不語，他就主動找話，巧妙地把對方拉入談話圈內。每見他這樣，就覺得他煞費苦心，而實際上恐也不致如此。他有那麼一種能力，可以準確無誤地捕捉住氣氛的變化，，從而渾灑自如地因勢利導。另外他還有一種頗為可貴的才能，可以從對方並不甚有趣的談話中抓出有趣的部分來。因此，每次與他交談，我就覺得自己儼然是個妙趣橫生的人，在歡度妙趣橫生的人生。

然而他決非社交式人物。在學校裡，除我以外它同誰也合不來。我總不明白，此等頭腦機敏、談吐瀟灑之人為何不向更為廣闊的世界施展才華，而對只有三個人的小天地感到滿足。至於我純屬凡夫俗子，並無引人注意之處，只喜歡獨自看書獨自聽音樂。更不具有值得木月刮目相視並主動攀談的某種出人頭地的才能。可是我們卻一拍即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