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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蘭芳一生都沒有學會吳菱仙睜眼的方式，梅蘭芳一生都沒使勁地用過他的眼睛。

第四折　一枝紅梅帶雪來（1）

梅最紅，在中國戲曲的歷史上大約是不爭的事實。

藝人的所謂紅，首先是座兒的旺盛。都是角兒，大小就在座兒的分別上。

民國初年，一逢梅出，萬眾矚目，一座戲園子，黑壓壓百千人頭，屏息靜氣，鴉雀無聲。一字未絕，彩聲大起，如痴如醉。

當時的文人翹楚樊樊山居上海，曾為梅蘭芳制“梅郎曲”，其中有句：“沉醉江南士女心，衣襟總帶梅花譜，

萬人如海看紅妝，萬炬無煙照海棠。”可以形容一時之盛況，更是描畫了梅臺上的嫵媚行狀。

座兒以外，梅的堂會更是排得急如星火。一家不來，兩家不到，觀者便鼓譟如雷，請不到梅，不僅是對賓

客的輕慢，更是主人的奇恥大辱。

民國以後的中國，北京仍是權力的中心。於是權門巨閥但凡慶典，必以梅到場為榮耀。歌舞現於前，銀錢響於後，叫價攀比，一時風氣。而其中最甚者，譬如兩張。一為張作霖，一為張宗昌，一奉系，一直系，一踞東北，一踞山東，進京必請梅至，你出四千，我便奉五千，最後張宗昌出到過六千大洋。民初市價，五百元大洋，可置中等規模四合院一座，六千即是十二座。一夜笙歌，白銀六千。

再看今日的明星走穴，不用比了吧。

此情形直至一九二八年國民政府定鼎南京，方才停止。自民國元年始，十餘年間，梅蘭芳現身的堂會又何止百千。

錢來得快，去得也快。

梅蘭芳的錢一不置產，二不買地，他的錢都請了客了。這樣的情形我雖未親歷，卻在另外的場合見過一回。我念電影學院的時候，同學中一人是大演員趙丹先生的小公子，八十年代初，一日至趙丹家中，正是午飯時間，座中十餘人竟互不相識，互相打聽，你是找誰，你又是找誰的。找的人都是趙丹先生的孩子們。

可不管是找誰的，竟然都是坐下便吃，我也因之作了一回食客。我驚問，你們家每日是這樣的嗎？同學答：每日如此。——我這才明白，此種情況非梅一家獨然。

梅家的大門是向外開啟的。用電影中梅夫人福芝芳的話來說，就是：“……要不怎麼梅家整天開著流水席呢，窮的富的，當紅的，落魄的，認識的，不認識的，誰不是坐下來就吃啊。”

大約民國十四年（1925）到民國十七年的三、四年間，梅蘭芳在東城無量大人衚衕（後改稱紅星衚衕）的梅宅中，光是外國賓客竟來了四千多人，也是坐下來就吃。既是洋人，自然不能光吃韭菜餄子炸醬麵，翅是少不了的，燕也要數盞，如此下來，福芝芳竟想著向政府申請接待外賓費了。梅聽了一笑，你自然可以不讓客人來，可我覺著，這是我自費為國家做的一點事。讓外國人知道知道咱們北京，知道知道咱們京戲。

第四折　一枝紅梅帶雪來（2）

西方人在二、三十年代旅行中國的摘要中，點明瞭“京華三事”。一、觀梅劇，二、訪梅宅，三、登長城。三事中梅據其二。來者貴人有印度詩人泰戈爾、美國卸任總統威爾遜，瑞典王儲（即為其後之古斯塔夫六世），梅還將齊如山借他把玩的一塊田黃順手送給了王儲殿下，這塊石頭至今仍端放在瑞典皇家博物館的玻璃櫃中，梅女葆玥多少年後訪問瑞典，已成國王的老者用手把這塊石頭指給她看。更有諸如範朋克這樣的默片時代的巨星，因與梅在好萊塢的相識，一到中國，便在無量大人衚衕扮起武松的面相，欣然作笑，露出一口白牙。至於東洋來的舞者、能劇者、文人學者更是絡繹不絕，紛紛在樹木蔥茂的梅氏花園中的池畔拍照留念，總有梅蘭芳在側，溫婉地微笑著。試想今日的明星誰能三年內集幾千域外的訪客，作入室登堂的座上賓呢？

“就在這樣平凡而不平凡的生活裡，蘭芳在北京一年年地過下去。他的身價自然是與他底唱片一樣，與日俱增。但在他底歌聲裡，世界和中國的政局，都有了滄桑之變。尤其是‘北京王’的興衰。短短的十來年內，他看過袁世凱、張勳、曹錕、吳佩孚、段祺瑞、馮玉祥……的此起彼伏。但每個北京王對他總都有著同樣的愛護，蘭芳對他們當然也無心抗拒。至於後來人傳說他與二張——張作霖、張宗昌——的特殊關係，則難免言過其實耳。

歲月不居，革命的浪潮終於衝到華北，北伐軍於一九二八年進了北京。北洋軍閥便連根結束了。北京改為北平以後，蘭芳才第一次掙脫了與中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