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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改寫，刪去在這個時代不應該出現的文字和資料，加上自己的一些見解。

餘秋羽的散文，怎麼說呢，太過於煽情了。

這或許正是《文化苦旅》在後世暢銷的原因所在，能夠引起青少年讀者的共鳴。

民國時期的散文家大多比較內斂，用淡淡的筆觸記錄生活的點滴，給人自然而然的感覺。

就好像武林高手一樣。

一個修煉的是內功，依靠內在的底蘊打動讀者；一個修煉的是外功，憑著煽情吸引大眾。

功力高低一看便知。

在民國也有煽情的高手，比如郭沫偌的《女神》，就深受青年人的喜愛。

原因是青年人容易被感動，一聽見高喊的口號，便熱血沸騰。

沈叢文說郭沫偌在創作小說上沒有天賦，只適合寫檄文類的文章，喊喊口號。

這個觀點應該是客觀的。

後世的文人往往學了郭沫偌的套路，專心修煉外功，而忘記了精修內功。

林子軒寫這類散文不是為了出名，而是為了吸引更多的人專注，所以煽情就煽情吧，只要能起到效果就好，不必去管別人如何評價。

對此他已經習慣了，早前就有人批評他文筆差，也沒見損失什麼。

就這樣，《莫高窟》這篇文化散文發表在《申報》的副刊上，把敦煌莫高窟遭受的文化劫難展現在世人面前。

林子軒用這句話作為結尾。

“那天傍晚，當冒險家斯坦因裝滿箱子的一隊牛車正要啟程，他回頭看了一眼西天悽豔的晚霞。那裡，一個古老民族的傷口在滴血。”（未完待續。）

第三百二十六章　作家的聯合國

林子軒和丁聞江聯合署名的文章得到了不少人的響應。

他們大多是考古學家和歷史學家，不少國學研究者也表示支援，願意出力。

但在社會上反響並不熱烈，民眾對文物的概念相當模糊，他們不認為文物能值什麼錢，經文書卷還不如大洋在手裡安穩。

所謂亂世黃金，盛世收藏，講的就是這個道理。

在這個兵荒馬亂的年代，能夠活命已經不錯了，誰還管那些文物啊！

即便林子軒寫的《莫高窟》再煽情，把敦煌文化說的再精彩，也只能在學術圈子裡引起反響，讀者並不怎麼感興趣。

有些讀者看了之後心有所感，痛罵幾句，也做不了什麼。

現實就是如此，國家衰弱，強盜欺凌。

圓明園都被搶掠一空了，莫高窟還能比圓明園重要，外國人想搶，那也沒辦法阻攔。

這是普通讀者的想法。

林子軒提出的敦煌文化在史學家那裡得到了回應，一些學者準備到莫高窟考察來判斷莫高窟內文化的價值。

敦煌文化從1900年王道士發現藏經洞開始，已經過去了26年。

在這26年間，大批敦煌遺書和文物先後被外國探險隊捆載而去，分散於世界各地。

1909年，清廷學部獲悉敦煌石室文物流散訊息後，電令甘肅藩司將剩餘經卷運京保管，等運到京城只剩下八千多卷，隨後儲存於京師圖書館。

除了經卷和文物。敦煌最有價值的便是洞窟內的壁畫了。

有西方學者把敦煌壁畫稱作是“牆壁上的圖書館”。

然而，這些壁畫在這段時期同樣慘遭損毀。

1921年。在蘇俄國內戰爭中失敗的數百名白匪軍逃竄到莫高窟，他們在壁畫上任意塗抹、刻畫。並在洞窟內燒炕做飯，致使大批壁畫被火燎煙燻。

1924年，美國人華爾納到莫高窟盜剝了大面積的壁畫，並掠走彩塑。

林子軒在文章中提出了保護敦煌文化的倡議，得到了國學界的支援。

其中以清華研究院導師陳寅格最為熱心，他寫文章支援林子軒提出的把敦煌文化作為一門學問來研究，也就是“敦煌學”。

他認真研究了京師圖書館所藏的八千餘卷敦煌寫本，提出了九個方面的研究價值。

即摩尼教經、唐代史事、佛教文義、小說文學史、佛教故事、唐代詩歌之佚文、古語言文字、佛經舊譯別本、學術之考證等。

他認為“敦煌學者，今日世界學術之新潮流也”。

並感嘆“敦煌者。吾國學術之傷心史也”。

林子軒成為第一個提出“敦煌學”這個概念的人，陳寅格對此做出了界定和補充。

不過林子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