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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的交流輕鬆不少。

他不承認《我們》這部小說是諷刺蘇聯當局。他想表達的是對未來的一種擔憂，不是針對某一個國家，而是世界普遍存在的問題。

事實上，這個時期的蘇聯雖然有著諸多問題，卻還沒有到那種抹殺一切個性的地步。

扎米亞京給林子軒講了一個故事。

一隻公雞有個壞習慣，它每天清晨都要比別的公雞早叫上一個小時，這讓公雞的主人很尷尬，於是，那位主人只好砍掉了那隻公雞的頭。

“我就是那只有壞習慣的公雞。”他自嘲的說道。“我的小說提出的問題太早了。”

但扎米亞京並不後悔。

他不認為自己有錯，他寫小說揭露蘇聯當前存在的弊端，是因為他愛這個國家，想讓這個國家變得更好。這是作家的責任。

那些只知道讚美的作家不是為了國家好，而是為了自己的利益著想。

正如德國作家格拉斯所說：作家是一個逆時代潮流而寫作的人。

扎米亞京對林子軒想要出版他的小說沒有意見，很痛快的寫了授權書。他不認為自己的小說在中國會受歡迎。

透過蘇聯的報紙，他看到中國和蘇聯一樣都處在一場大革命之中。

他經歷過那樣的時代。知道在那種狂熱的氛圍下會發生什麼事情。

“既然你在蘇聯受到不公正待遇，你想過離開這個國家麼？”最後。林子軒詢問道。

“我想還可以等待下去。”沉默片刻，扎米亞京如此回答道。

他在等待國內形勢的好轉，等待被理解的那一天。

他沒有拒絕林子軒留下的盧布，作為中文版書籍的稿費，他需要金錢來改善生活，可以到黑市上購買食物等生活必需品。

扎米亞京並沒有等待多久。

1931年，在國內走投無路的他給斯大林寫了一封信，申請被驅逐出蘇聯。

在這封信的開頭他自稱是“一個被判處極刑的人”，他訴說了自己在國內的遭遇，處在被全面封殺的狀態，被人惡意的攻擊和抹黑，甚至是妖魔化。

在信件的結尾處，他說：“我申請和妻子一同出國的根本原因在於在這裡我作為一個作家走投無路，在這裡我作為一個作家被判處了死刑。”

他仍然沒有承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