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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了顧頡剛的事業心懷。像是他注意到北京大學所在地的馬神廟附近並無書店，樸社如果可以在那裡開家書店，必可獲利。經過他親自視察（《顧頡剛日記》，1925年10月8日、15日），由同仁決議利用共同基金在彼處租房，從此創辦景山書社。顧頡剛耗費了不少精神力氣在景山書社的成立雜事上，既參與招考“學徒”與夥計（《顧頡剛日記》，1925年11月1日、9日），當11月15日景山書社開幕，顧頡剛更親自照料店務。只是，那時他卻還拉不下臉來，“見人頗覺不好意思，想不到我也會做商業的”，對自己的這等行為感到害羞。可是，書社的確賺錢，1926年6月的盈餘有九十餘元，“可見營業之有起色，將來可有發展之望也”（《顧頡剛日記》，1926年7月6日）。

準備出書，是樸社的另一目標。本來，顧頡剛與錢玄同、胡適等人討論古史的函件文稿，早就得到大家的注意，樸社同仁一直要顧頡剛把這些文章編輯成書出版的，不料，“有一個久居上海的曹聚仁，把它們編了一本《古史討論集》出版了”。大家看到這部《古史討論集》，錯字太多，印刷又粗劣，就開始埋怨顧頡剛：“為什麼你要一再遷延，以致給別人家搶了去。”顧頡剛心下也是挺難過的，因為他一直覺得自己的文字還不成熟，又苦於雜事過多，想定心研究幾個大題目，作成一篇篇幅較長的文字，把自己胸中積蓄的想法，提出的論題，建立起一個系統，真能揭露中國過去兩三千年的古代歷史本相。可是，現實的環境，卻不給顧頡剛這等機會。他悲哀地寫道：

我的環境太不幫助我了。它只替我開了一個頭，給了我一點鮮味，從此便任我流浪了，飢餓了！

然而，不能否認的是，往經營與學術文化相關的社會事業這條路上走，是顧頡剛自己的決定。由此帶來的各等雜事，引來的各種牽連，其實是自己邁開這一步的必然結果。

四

飽受生計逼迫滋味的顧頡剛，想要找條出路的時候，也不由自主地捲進了1920年代中期的時代浪濤裡。這時，反抗帝國主義的“革命”浪頭，已然拍打到北京。1925年“五卅慘案”之後，北大成立了救國團，顧頡剛亦參與其事，並應推為出版部主任，負責編輯《救國特刊》，刊登在《京報》副刊；顧頡剛更寫了不少純粹學術以外的文字，想要編成一部通俗的“國恥史”，喚醒民眾。

1926年3月18日，北京鐵獅子衚衕國務院前，又聚集了扛著“反帝”旗幟的人群。遺憾的是，這場運動卻以鮮血收場，四十七人不幸罹難，史稱“三一八慘案”。翌日，段祺瑞為臨時執政的*政府，下令逮捕通緝徐謙、李大釗、易培基、李煜瀛、顧孟餘等人。顧頡剛未曾參加這場運動，對於名列“黑名單”的這些人也不是很有好感，因為他們“實在鬧得太厲害了”（《顧頡剛日記》，1926年3月19日）。

第五章　顧頡剛離開北京（4）

沒有想到是，株連的網路，越來越廣。連沈兼士都聽到自己被通緝的風聲，所以躲到東交民巷法國醫院避難去了（《顧頡剛日記》，1926年3月30日）。未幾，《京報》社長邵飄萍被槍斃，在那裡工作的老友孫伏園則已經南旋；傳聞北京政府“準備通緝之二百零八人，內北大有一百六十人”，朋友也來勸顧頡剛“暫避”風頭。他雖認為自己過去“發表之文字，未嘗及於政治，想不致牽入”（《顧頡剛日記》，1926年4月26日），心下卻不能說不緊張。北京這個人文薈萃的古都，在當時看來已非可堪久留之地。

五

就在幾天之後，顧頡剛到中央公園的長美軒，參加了語絲社為林語堂餞行的餐宴，因為林語堂“以北京站不住，將往就廈門大學文科學長”。席間林語堂即邀請他一起同行去辦研究所。顧頡剛想到自己“窮困至此，實亦不能不去”，卻又覺得自己在北京的“基礎剛佈置好，捨去殊戀戀耳”（《顧頡剛日記》，1926年5月8日）。

正因為顧頡剛實在留戀北京的生活，所以即便得到了邀請，他還是舉棋不定。好比說，老友郭紹虞招他往中州大學任教，被他拒絕了；反而，清華大學方面欲聘為“國文教授，月薪二百元”，即使“清華中空氣甚舊，取其用度較省，可以積錢還債”，就讓他心動不已。沒想到，清華大學評議會沒有透過他的聘任案（《顧頡剛日記》，1926年6月1日、5日），他也只好死心了。

胡適向來關照顧頡剛。5月，胡適訪問英、美回國，顧頡剛去拜見恩師。因為胡適參與英國退還庚子賠款的處理事宜，知悉內幕，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