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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一定會這樣說　），讓她們也弄弄數學吧。”以上種種，大概就是“弄弄數學”的成果，大概也是K。　C。　Cole所謂“學習數學並學好數學就可以把每件事物掌握得更好”的中國例項了。數學也許真的已不再是專門去解決類似費馬大定理這種抽象科學的工具了，它能解決的，還包括像《　手機　》裡的“費默大定理”這樣的“美學問題”。然而，“空床費”也好，“同床費”也罷，一個人怕孤獨，兩個人怕辜負，誰不是分分秒秒在計算幸福？機關算盡，到頭來——據最近讀到的一本書裡說，一個男人一生所能達到的性高潮，若摺合以時間，全部加起來不過8小時（　此前，據張小嫻姐姐的說法，好像只有4小時　），如果你不懷疑這個統計資料，接下來也許會得出像我一樣的“多麼痛的領悟”：折騰一世，不過上了一天的班，當了一天朝九晚五的白領。

目眯塵沙，心疲計算

一起來重溫一遍朱自清先生的《　匆匆　》：“洗手的時候，日子從水盆裡過去；吃飯的時候，日子從飯碗裡過去；默默時，便從凝然的雙眼前過去。我覺察他去的匆匆了，伸出手遮挽時，他便從遮挽著的手邊過去；天黑時，我躺在床上，他便伶伶俐俐地從我身上跨過，從我的腳邊飛過。等我睜開眼和太陽再見，這又算溜走了一日。我掩著面嘆息。但是新來日子的影子，又開始在嘆息裡閃過了。”

數字人生（7）

即使鐘錶在當時已算十分普及，不過，用水盆、飯碗、凝然的雙眼以及嘆息這些物件或意象來測量時間的長度，仍然是中國文化的傳統和習慣。雖然不如鐘錶準確，但以人倫取勝。其間的分別，大致上如中醫和西醫。

因為語法和邏輯性相對不強，我們古老而美麗的漢語歷來被公認為是一種缺乏“數學思維”的語言。其實這話要看怎麼說了。以我個人一貫比較公平的立場來看，準確地，漢語缺乏或故意缺乏的其實只是“小數”思維，相反，在“大數”思維上，至今仍然獨步天下。除“一寸光陰一寸金”略顯斤斤計較之外，像“飛流直下三千尺”以及“白髮三千丈”還不夠好玩，一定要玩到“萬歲”、“萬萬歲”、“畝產萬斤”甚至“一百多萬到一千多萬不等”這等5位數（　或以上　）金句才算過癮，才算有氣勢、有意境、有誠意。“五花馬，千金裘。呼兒將出換美酒，與爾同銷萬古愁。”三言兩語之間，從個位數直接跳到4位數，最後堅挺地挺立在“萬”字之上，意猶未盡。凡小學一年級文化程度以上者，皆無人蠢到會去究竟這些數字的準確與否，否則，就真個要把自己和別人都搞到“緣愁是個長”了。如果一定要為這個“愁”字上加一個期限的話，我想會是，一萬年。

中國文化，或曰中國傳統藝術，或曰傳統的中國人生觀，從來就帶有強烈的反數學傾向。袁中郎在《　瓶史　》的小引裡說過：“夫山水花竹者，名之所不在，奔競之所不至也。天下之人，棲止於囂崖利藪，目眯塵沙，心疲計算，欲有之而有所不暇。故幽人韻士，得以乘間而踞為一日之有。”林語堂先生在論及《　瓶史　》時指出：“中國作家對算術數目之類顯然是很淡漠的。我把找得到的袁氏著作的最佳版本拿來比較，還是找不出那所謂‘二十三條’。數目對否事實上沒有什麼關係。只有瑣碎的人才會斤斤於數學上的準確問題。據我看來，書法藝術表現出氣韻與結構的最純粹的原則，其與繪畫之關係，亦如數學與工程學天文學之關係。”

誠如林語堂所言，出於對算術數目的淡漠，袁中郎著作裡的所謂“二十三條”（　花快意凡十四條，花折辱凡二十三條　），應該是後之數學愛好者的統計成果。與袁中郎的“二十三條”相比，袁世凱的“二十一條”倒是證據確鑿，不容抵賴，而且完全可以實現“在數目字上管理”的。

歷史學家黃仁宇則相信，明朝以及中國歷史上大部分政權的破產，本質上是因為一直不能實現“在數目字上管理”（ Mathematically　manageable ）。中學語文老師說，古代漢語中那些不盡可信的數字，只是在用於文學表達時，才是美的，因為是美的，所以也是更可信的，更有說服力的。

無論如何，明朝以及中國歷史上的大部分政權的確系因不能實現“在數目字上管理”（　還不僅僅是財政上的　）而破產了，不過，可以管理的數目字和不可管理的數目字，究竟何種更接近於人生的真相？這一層，西方的數學家時至今天才終於參透。K。　C。　Cole在《　數學與頭腦相遇的地方　》裡指出：“數學和事物到底有什麼關聯？相對論已經給了我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