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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督的貿易被視為非法走私。

這就把許多商人的正常貿易活動置入地下狀態。公元15世紀中國沿海海盜活動之所以橫行，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明朝對海上貿易和國家間的關係採取了消極、恐懼的態度。

明朝政權本就屬於內向型排外經濟體，這一點既源於其農業政權的性質特徵，又因為該政權在軍事和政治上缺乏雙重安全感；再次，明朝剛剛完成打擊倭寇戰爭，朝野雙方一方面對日本來華人員持有恐懼感，另一方面又有蔑視感，在有些情況下，即便是持有日本政府頒發“朱印狀”的商船也無法入港。txt電子書分享平臺

二　中朝兩國戰前實錄（2）

但是，明朝對外關係的大幅收縮，卻為葡萄牙人的活動提供了足夠的空間。在公元16世紀初的南亞、東南亞，葡萄牙擴張東來，他們不僅佔據了印度果阿，又強佔了馬來半島的滿剌加（馬六甲），這股外來勢力打破了亞洲原有的格局，對明朝建立的朝貢體系形成了衝突。並且來往於中、日之間，從中謀得暴利。

緊隨其後的公元16世紀中葉，西班牙人也在菲律賓登陸，成功佔據馬尼拉，成為西方國家在海外擴張過程中楔入東方的又一個釘子。

公元1582年，大明萬曆首輔張居正去世。

同年，日本戰國梟雄織田信長被刺。

從表面上看，大明王朝江山依舊，但張居正之死導致帝國中興改革全然終止，他所傾心任用的有所作為的官員大都遭到貶斥，可謂人亡政息。萬曆皇帝大權在握，但他不僅沒有能力繼續張居正的改革，而且將皇權的自私發揮到極致，在他身邊，不再存在任何制衡，不僅沒有了張居正這樣的強權人物，而且由於太祖時代就廢除宰相，也缺乏最基本的體制制衡，如此一來，明朝皇帝就如脫韁野馬，在聲色私慾方面越走越遠。

在此後的政局中；從宮廷到朝野，從君臣之間再到同僚，暴戾、爭端和消極成為政治常態，嚴重侵蝕著龐大的大明帝國。

朝鮮半島高麗王朝末期，中國處於元明交替之際。高麗上層有“事元”或“事明”的爭議。因高麗王室與元朝皇室有姻親關係，其穩固地位的有效維持需要依賴元朝。而權臣李成桂有意取代高麗國王而自立，遂主張“反元事明”。政治利益的爭執導致巨大政爭，政爭又引發政變。

公元1388年，李成桂將軍在表面上尊奉高麗國王命率軍征討明軍之時，在半途上發動軍變，撤回軍隊，佔領高麗首都開京（今開城）。四年之後，高麗王朝正式結束。

在李成桂兵變成功以右丞相身份獨攬高麗軍政時期，就透過獨尊儒術、削弱佛教等措施，逐步完成了新舊兩朝的意識形態替代工作，使得新政權在心理距離上與明朝的距離越來越近。

李成桂罷黜高麗末代國王的第二天，就派出特使來到南京，請求明朝皇帝予以冊封。此後，他又為自己的新王朝提供了兩個備選名稱，並請明太祖為替代選用一個。明朝皇帝最終選擇了朝鮮二字，李成桂在公元1393年3月正式下詔啟用“朝鮮”這一國號。

明太祖宣佈了十五個“不徵之國”，此舉不僅標誌著中國基於現實，正式承認“普天之下”除了本國之外還存在其他政治體，而且以“南京宣言”的形式向世界宣佈：不會以武力的方式將其他國家領土納入到明朝統治之內，意味著太祖試圖在自己的主導下，建成一種和平的國際新秩序。

從此，中原王朝在實踐中不再將與周圍屬國的關係視為國內各地區關係的延伸，也不再用解決國內問題的思路和方法處理這種關係，而是採用一種全新的方式，即封貢體系或宗藩關係。中國與朝鮮半島的關係不僅較早地步入封貢體系，而且一直是這一體系的典型，對後來中國全面確立封貢體系具有示範意義。

朝鮮王朝建立之初，李成桂更是積極推動與明朝建立封貢關係，在他即位之初的半年裡，就先後九次遣使赴南京。明太祖不僅正式承認了朝鮮政府，而且明確闡明瞭中國的對朝態度：“我中國綱常所在，列聖相傳，守而不失。（王氏）高麗限山隔海，僻處東夷，非我中國所治。”txt電子書分享平臺

二　中朝兩國戰前實錄（3）

明朝為朝鮮所提供的安全保障，不限於本國對朝領土沒有慾望，還包括在朝鮮遭遇第三國入侵的時候負有援助義務這一點。從這個角度可以說，兩國宗藩關係具有“戰略同盟”的意義。這種同盟關係體現在兩國貿易上，也表現得比較特殊。當時，明朝特別允許朝鮮可以購買明朝嚴禁出口的硝黃、火藥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