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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的，稱其為‘粗蝦夷’，最近的叫‘熟蝦夷’。今天陛下見到的屬‘熟蝦夷’，他們每年都會入貢敝國朝廷。”

“蝦夷人種植糧食嗎？”

“沒有，他們靠吃肉存活。”

“蝦夷人建造屋舍嗎？”

“也沒有。他們深居山林，以樹洞巖穴為家。”

除此之外；日本國內問題並沒有引起高宗皇帝過多的關注。

短暫的初次召見結束後，高宗下令使者暫回舍館，“爾等遠道而來，先在館舍住下，擇日再見。”

高宗皇帝顯然也沒有更多留意蝦夷人。但日本使者帶上蝦夷人一起覲見高宗，是有他們的政治考慮的。幾乎與此同時，日本大和軍在阿倍比羅夫將軍的率領下，正對該國北部進行征討。使者是想告訴大唐皇帝，日本也已經是大一統的國家了。

隨後，包括日本在內的諸國使節一起參加了高宗皇帝親臨的冬至宴會。宴後高宗皇帝下發敕旨：“國家，來年必有海東之政。汝等倭客，不得東歸！”

“海東之政”表明高宗皇帝已打算接受新羅的請求，對百濟進行武力打擊。日本遣唐使遂被軟禁在西都長安。

就在日本使者在洛陽城逗留的時候，剛*完突厥的大唐左武衛大將軍蘇定方接受了新的軍事任務，以使持節神丘、嵎夷、馬韓、熊津等一十四道大總管的身份統水陸大軍十三萬，會同五萬新羅兵，共同討伐百濟。

再往前數年，即公元653年，日本曾派出一支使團，這支遣唐使團以包括日本貴族子弟等人在內的留學生或學問僧組成。在那次召見中，唐高宗曾向日本使者下達詔書，要求日本發兵援助受到百濟軍事壓制的新羅。

唐朝政府之所以會向日本發出這樣的命令，大概是基於唐朝判斷高向玄理、南淵清安以及僧旻在內的一批在隋朝有過生活經歷的人在大和朝廷有一定的影響力，誤判了當時的日本政府會執行親唐政策。

事實上，當時掌握日本最高權力的中大兄王子一直主張與百濟結盟，而作為他的重要謀臣之一的中臣鐮足很可能在這一點上與他是有分歧的，在這批遣唐使中就有中臣鐮足的長子定惠和尚。

僧旻在公元659年去世，高向玄理則於此前的公元654年於大唐去世。

這一系列事件意味著日本在對唐關係上可能開始有疏遠的跡象。

而高宗皇帝很顯然已經掌握了日本的最新動向，才下詔對這批新近使團採取軟禁措施，以免戰時出現情報疏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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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日本在忙什麼（1）

作為一個沒有完全被平定的強大地方割據政權，高句麗似乎應該在百濟戰事期間有所動作，以牽制唐朝中央政府，但它在戰時並沒有對百濟進行有效的協助。

大唐帝國在征討百濟的前一年，即公元659年（唐顯慶四年）年底，已經對高句麗進行了一輪軍事打擊，大唐鐵勒籍將領契苾何力率薛仁貴等名將在橫山（今遼陽附近）擊敗高句麗。雖然規模不大，但是唐軍攻勢凌厲。

結合大唐高宗對來到洛陽的日本使者所做出的“來年必有海東之政”“汝等倭客，不得東歸”的決定，可知征討百濟拯救新羅對於唐朝來說是一次籌備已久的軍事計劃，而東征高句麗則是一次軍事警告。事實證明，高句麗在西面受到了強有力的軍事壓制，陷入軍事被動，自顧不暇，已經沒有餘力對百濟進行軍事援助。

史料記載，大唐出兵百濟之際，日本大和朝廷接見了高句麗一支多達百名成員的使團，並與之進行了緊急磋商。這支使團直到百濟戰爭接近尾聲才離開日本。

由此可見，日本的最終出兵，與高句麗的居中斡旋、慫恿也不無關係。

當時的日本大和朝廷沒有立即派兵，最重要的原因就在於日本大和朝廷正在本國東北方向與蝦夷人作戰，而它派往唐朝的使者已被高宗皇帝果斷扣留。大唐朝廷已經清醒認識到，使團作為一種合法的情報蒐集機構，很可能會對唐軍推動百濟戰事產生不利影響。另一方面，高句麗與日本之間隔有新羅、百濟，日本沒有任何藉口以陸上途徑出兵協助高句麗。

但日本的出兵意志也已露出端倪，甚至已經開始秘密趕造運兵船隻。

平定百濟的捷報很快傳至洛陽城，大唐高宗及帝國上下對蘇定方的戰績感到由衷欣慰。

百濟戰事的順利結束對於整個帝國意義重大：

第一，大唐在隱忍多年之後在帝國東北方重塑國威，為屬國新羅洗雪國恥；

第二，清除新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