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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請運動員吃西瓜和桃子，都是用筐子抬到會客室裡來的，因為運動員太多，整個國家隊都請來了。

記者：父親對你們很慈愛，但他是不是也有比較嚴肅的時候？或者說您對他有點畏懼的時候有過沒有？

賀黎明：我覺得我印象最深的還是在“*”當中。當時有兩條路線的說法，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還是跟著毛主席的，這兩條路線的鬥爭。

當時我哥哥在清華，清華大學那時候派系鬥爭也是很嚴重。有一次哥哥從清華回來都很晚了，連飯也沒吃，爸爸媽媽已經睡覺了，聽說他回來了就都起來，看著他吃飯，問他學校的情況。父親就問他，說你是跟著毛主席還是跟著誰？我哥哥吃著飯就心不在焉，說，那還用說嗎，這是根本就不用談的事情。

那時候我覺得父親很嚴肅、很認真，他說那你要親口告訴我，你跟著誰走。必須要讓我哥哥說出來是跟著毛主席。不說出這幾個字，老爺子就跟他過不去。當時是有點要發火了，我非常害怕他發火，因為他很少發火，所以他一發起火來就比較嚇人。

還有一次我記得比較清楚，我們去軍隊的一個馬場，父親很喜歡培養我們的勇敢精神，就讓我們去騎馬。那時候我也就十三四歲，有點害怕。我哥哥倒是很好，走了幾圈以後，他就已經可以騎著馬跑了，我就不敢，一直不讓那個戰士把馬韁繩鬆開，就這麼遛達。在上面哆哆嗦嗦的，時不時的還要發出一點尖叫，老爺子就在底下罵人了。具體說什麼我不知道，但是我就知道他的聲音很嚴厲了。我馬上就坐得好好的，也不敢叫了，非常認真地來做這個動作。他絕對不允許你怯懦，你有一個過程可以，但是你要表現得很認真。

記者：看您小時候的照片都梳著長辮子，是不是父親特別喜歡你們這樣打扮？

賀黎明：對，十一二歲的時候，我們每年夏天都要去北戴河，都要照相，我們的父親最喜歡的就是我們的長頭髮，他說女孩子的這種長頭髮，是中華民族的一種象徵。所以你看當時我是這麼長的辮子，父親就特別喜歡，絕對不讓剪，我姐姐也是這樣的大辮子。

記者：那您離開父母是什麼時間？

賀黎明：是1966年，“*”初期，那時候還好。到了年底的時候江青、張春橋他們“四人幫”就已經蠢蠢欲動要打倒賀龍，打倒“大軍閥”“大土匪”。

我父親在新六所住，已經不能在家住了。那時候父親給總理打電話，希望中央給他一個說法，為什麼會出現這麼多大字報？出現這種大標語？到底是為什麼？這個不像是一般老百姓能夠做出來的事情，在人民心目中賀龍元帥是個什麼樣的人，大家應該有數的，如果不是有人指使，不會貼出這樣的大標語。

所以他要總理給他個說法，到底是為什麼？一天，夜已經很深了，父親跟總理聯絡好了，從新華門到總理家，然後在總理的西花廳住了一個星期，等著總理談話。大概住了有三五天以後，總理說讓孩子們先回去，該復課就復課，該參加學校的運動就參加學校的運動。說你們老兩口在這兒，要保證你們的安全。這樣我和我哥哥離開了中南海，從那兒以後就再也沒見過他們。

記者：跟父親分別的時候您還記得嗎，情況怎麼樣？

賀黎明：當時我沒把這個事情看得特別重要，但是我覺得他們老兩口有感覺。因為我記得我媽媽給了我一張支票，一個600塊錢的存摺。我說我拿這個錢幹什麼？母親非要給我，她可能已經感覺到“*”的這種殘酷性，然後父親就把他戴的一塊表，摘下來要給我哥哥。我哥哥說，你自己留著吧。沒當回事，我還說：爸爸媽媽再見。

沒有意識到事情的嚴重性，我們就走了。結果這600塊錢在“*”當中起了非常大的作用。從那以後父母就跟我們分開了，就失去聯絡了。

後來我到陝北插隊，我們在“*”當中是被跟蹤、被監視的，就像做地下工作似的。那時已經不姓賀了，我姓李，叫李紅，我姐姐叫李列，我哥哥叫吳亮，不能叫賀鵬飛，因為那時賀鵬飛在北京很有名氣，我們就叫他胖子、老胖子。一直延續到現在我們家孩子都是叫他胖舅。

記者：後來再得到父母的訊息是什麼時候？

賀捷生：通知我們認領骨灰，我們就去了八寶山，換骨灰盒，然後就說是把它存放起來。直到1975年骨灰安放儀式的時候，那時總理已經得了癌症，鄧媽媽在休息室裡跟我媽媽說：“薛明啊，總理身體不好，他今天就不來了。”但是沒過一會兒總理就出來了，是帶著搶救小組來的。很遠就聽見總理叫我媽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