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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大腦裡又有個聲音在說，這不是那種時機。這不是那種時機。

跟玲姐在一起，似乎永遠遇不上那種時機。

有一瞬間，我模模糊糊地意識到，也許需要動用大量的腦細胞才能對這個親密的身體做那種自然而親密的事情，心裡真是不免委屈和疼痛。

問題到底出在哪裡？我相信，在理論上玲姐像我一樣明白，我和她之間的感情並不是不正常的，這跟一個年長男人和一個年輕女孩之間的感情沒什麼區別。不談理論。我準備了一些現實的例子：略薩和胡利婭姨媽，盧梭和華倫夫人，雅恩和杜拉斯，這三對名人中，女的都比男的年長10歲以上，相差最大的有４０歲（雅恩和杜拉斯）。有一次我看見一本電影雜誌上刊載了“情聖”影帝克拉克·蓋博和約瑟芬·狄倫的故事，狄倫比蓋博大１７歲，他倆結成了夫妻，我買下了這本雜誌，放在玲姐家的茶几上。我看見她拿起來翻了翻，放下了，然後又拿起來翻了翻，看了好一會，才抬起臉對我笑了笑，說：“你呀！”

我正安安靜靜地坐在一旁，裝模作樣地看一本圍棋書，用兩眼的餘光觀察玲姐的反應。玲姐忽然開口說一聲“你呀”，讓我準備好的話一鬨而散了，像受驚的鳥群。

我知道，再談下去，她臉上肯定又要出現陰影和淚水，我心裡肯定又要升起陣發性的焦躁和迷狂，弄不好還要上升到“信任危機”的高度上去對抗。只好就這樣不了了之了。我繼續忍受著荷爾蒙的折磨，享受著來自一個年長女人能給予的種種美妙。時間湧起又落下，我還沒有來得及細細品嚐，一個個日子就已流逝不見。

兩年後，一直在我看不見的地方悄悄進行的一項龐大工程，終於浮出了水面。

那是一項可以命名為“女朋友”的龐大工程。從平谷回來後沒幾個月，玲姐就已經選好了新目標，制定了新計劃，然後讓她精心準備了兩年的“女朋友”突然出現在我面前。

想想我真是夠粗心的，兩年，居然對此一無所知。而且，她對那個選好的女孩到底做了什麼，我至今也沒完全弄清楚。她對我進行的那些“新好男人”訓練，我推測，可能正是那個工程的一部分。

那兩年裡，玲姐教給我各種有關女人的知識，她還教我做菜，教我說甜言蜜語，甚至教我育嬰。她說現在這個社會，你要做有錢人，主要靠機會，但要做一個新好男人，不需要什麼機會，只要有心學習，然後去做就是了。比如說小便的時候，你把馬桶的墊圈掀起來，小便後記著把墊圈放下，這並不太費事，但這樣的小事做成了習慣，一點一滴加起來，你就是一個新好男人。你不是有錢人，女人也會愛死你。其它例子還有很多。比如情人節不買玫瑰，太平庸了，應該寫情書，做賀卡，錄一首你唱的情歌，或做別的什麼能表現創造力的事。再比如，打電話的時候多叫對方的名字。再比如，在浴室裡裝上有兩個噴嘴的噴頭。通向女人內心角落的門，一扇一扇開啟了。每一項訓練都不算困難，有時候我有一個奇怪的感覺，似乎有一個女人是玲姐的敵人，玲姐在教我征服這個敵人的各種方法。但更多的時候，我覺得，她是在引導我成長，教我做一個生活的藝術家。

生活在繼續。我畢業、工作、和同學一起租房子。雖然有不少煩惱、壓抑、秘密的頹廢，但生活畢竟還沒有向我露出猙獰的面目，世界還籠罩著一層彩色光暈。我乘公交車上班、下班，吃食堂或進館子，差不多每個月郊遊一次。我把未來放在未來，把過去放在過去，讓現在不受擠壓充分敞開，讓夢想的種子落進時間的縫隙裡……那時候我真年輕，看得見人生白嫩的根鬚在深入，在發展。

又一個春天來臨了。

這年春天，我２１歲，差不多每個週末都要去玲姐家裡。冷清了一個冬天的牌局，在春天迅速升溫了。如果不是因為實在湊不夠人數，一般我不會入局的，我寧願去收拾餐桌上或廚房裡留下來的殘局。打牌，尤其是打“雙升”，跟我喜歡的圍棋比起來，完全是一種坐著打發剩餘精力的體力活動。由於態度不端正，我打牌的戰績很不怎麼樣，我不得不上場的時候，往往只有玲姐不得不跟我做本家。

這天正玩著，一個戴銅鐲子的女子走進來了，一進門就宣佈自己得了感冒，正在打牌的女人們慌忙慰問了她一番，末了，玲姐問她這幾天忙些什麼，銅鐲女子說：“拚命喝水！拚命撒尿！”

女人們都大笑起來，連平時懶得笑一笑的孫姐，也笑得趴在牌桌上，手中的牌擱在後腦勺那兒，全亮出來了。孫姐的搭檔笑著直抹眼睛，空出來的那隻手有意無意地壓在孫姐亮出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