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劃經濟是不是一定就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不是就一定是資本主義？我們的改革開放是如何走到今天這一步的？這些年來創造了什麼，失去了什麼？也可以做些實際研究，比如，西方發達國家新城區開發上都有哪些成功範例？當今世界新城市建設有多少可供我們選擇的模式？為我們寧川的跨世紀建設多少做點貢獻！當然你一定要繼續研究坎託洛維奇和數理經濟學也隨你！”

方正剛聽明白了，問：“趙書記，您的意思，讓我去市委政策研究室？”

趙安邦搖了搖頭，說：“發揮你的專長，去經委經濟研究室做副主任吧！”

這還有啥好說的？他和於華北走得這麼近，於華北又這麼器重他，趙安邦能讓他發揮專長就不錯了！於是，方正剛便去市經委下屬的經濟研究室做了個副處級的掛名副主任，一做就是四年。這其間，他開始深入研究東歐和前蘇聯的經濟轉軌。趙安邦談話時對蘇聯計劃經濟系統崩潰的預言竟得到了驗證，其他類似的東歐國家也發生了相同的崩潰，而崩潰後市場經濟的重建卻遠遠落後於中國的經濟改革程序。他的立場觀點因此發生了動搖和轉變，嗣後結合中國國情和寧川穩步走向市場經濟的改革實踐寫了幾篇頗有分量的論文，有一篇還上了《人民日報》。可趙安邦和寧川市委的大小官僚們就是沒誰看得見，市經委主任換了兩任，經濟研究室主任換了三個，哪次和他都沒關係，他在政治上一直被冷凍著。

這四年是寧川高速發展的好時期。市場經濟在摘掉了姓資的帽子之後煥發出了巨大的活力，來自全國和全世界六十多個國家和地區的資金湧到了寧川這片熱土上。僅一九九五年簽訂落實的專案利用外資即達三百五十多億，一九九六年更創下了五百二十二億的空前紀錄。平心而論，趙安邦和他的班子幹得不錯，寧川的發展速度不但遠遠把他研究的東歐國家拋在了後面，也把中國大多數發達地區拋在了後面，寧川作為漢江第一經濟大市就此奠定了堅實的基礎。不管對老領導於華北的個人感情有多深，面對寧川奇蹟，方正剛都不得不承認：劉煥章和當時的省委用對了人，如果真讓於華北在寧川主持工作，也許就沒有寧川的今天了。

恰在這時，他的機會也來了，省委書記劉煥章從一篇論東歐政治經濟體制變遷的論文中認識了他，建議調他到省委政策研究室來。省委有關部門負責同志馬上找他談話，告訴他，準備讓他任政策研究室一處處長，搞宏觀政策研究。不曾想，趙安邦卻指示寧川組織人事部門拖著不辦，他一氣之下，闖到了趙安邦辦公室討說法——這是四年前那次談話後的惟一一次談話，火藥味仍然很濃郁。

趙安邦還是四年前的老樣子，一臉不加掩飾的譏諷，“方克思，你現在不是要搞宏觀政策研究，而是要搞點微觀研究，深入瞭解中國的國情政情，像主席說的，解剖一下麻雀！我的意見，你最好不要到省委大機關去，而是下基層！”

方正剛惱火道：“趙書記，如果這是你的個人建議，對不起，我不考慮！”

趙安邦不鹹不淡地說：“哎，為啥就不能考慮呢？你小夥子擔心什麼啊？”

方正剛直言不諱，“趙書記，我擔心解剖麻雀的結果是被麻雀琢瞎了眼！”

趙安邦堅持說：“我勸你還是考慮一下，到寧川哪個縣做副縣長或副書記！”

方正剛根本沒興趣，“趙書記，我希望你放我一馬，別再搞我的報復了！”

趙安邦笑了，“報復？你是誰？方克思啊！於華北同志那麼器重你，煥章書記又看上了你，我敢輕易報復啊？小夥子，我真是為你好，你回去再想想吧！”

方正剛卻不願再想了，“趙書記，我早想好了，四年前我就該離開寧川！”

趙安邦有些無奈，這才吐了口，“好，好，既然如此，我放你走就是！”

方正剛立即抱拳，來了個頗為誇張的大揖，“謝謝，謝謝趙書記開恩！”

不料，趙安邦臉一拉，“遲早有一天，我還會讓你下去，這話你記住好了！”

方正剛以為，這只是趙安邦隨便說說，沒想到兩年後趙安邦真這麼幹了。

一九九六年，趙安邦以寧川市委書記的身份兼任了副省長，一九九七年五月進了省委常委班子，當年省委調整北部地區部分縣市班子，趙安邦提名建議，讓他去了銀山市金川縣任代縣長兼縣委副書記，和縣委書記章桂春搭班子。

這就掉進了一個陷阱裡，解剖麻雀被麻雀琢瞎眼的事情發生了。塊塊上是非多、矛盾多，加上又是和章桂春這種說一不二的地頭蛇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