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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和炸著胎；狹窄的林蔭道上已經擁擠著12，000名本科生，2000名研究生，以及500名博士生和博士後。我們追隨著這潮水般的大軍，向教學區湧去。

我們策馬舞槍奔向風車：素描課就是削尖鉛筆在畫紙上磨蹭，這項工作耗盡了我們的精力；數學課我們努力想理清傅立葉導數和建築美學之間的聯絡；哲學課睡覺的學生和試圖喚醒他們的老師之間總是作著殊死較量；這些都算不了什麼，設計輔導課才是真正的極其悲壯：你要是看過梅爾·吉布森的《勇敢的心》，就能輕鬆地想象得出這一幕：我們是一群散亂的步兵，套著破敗的過時的皮甲，大部分人都沒有馬，只有徒步行進。比那些野蠻的蘇格蘭人更慘的是，我們沒有後援，沒有掩護，我們甚至不能一起並肩衝鋒。在遠處的山坡上，400到500名老師組成的方陣已經列好陣勢，嚴陣以待。我們彼此打著氣，開始單人獨馬地衝鋒。

我總是想起《中途島》中的鏡頭，八架美國復仇者魚雷攻擊機發現了由龐大艦隊和戰鬥機群護航的南雲航空母艦，他們一架緊隨一架，低低地掠過藍色的大海，撞碎在日本人的火力網上，完結了他們那自始至終就毫無希望的攻擊使命。

風從草原的盡頭吹來，夾帶著厚厚的水汽。我夾緊了坐下的劣馬，放低長矛，挺起盾牌，無望地向前馳去。

把這個蠢中庭給我挪一邊去，老師說，一箭正中我的左頰。我拋下無用的長矛，騰出手拔出長劍，只想護住心窩，但老師毫不留情，輕舒猿臂，斜劈一刀，即連我的左臂一起卸下。

眼睛還不錯，另一位老師說。她是個剛畢業的研究生，長得像是萵苣公主，頭髮大約有兩丈長。左眼。她補充說。你應該學學安藤，她會說。如果是個男教師，則會說，你應該學學邁耶。如果男女老師都在，他們則會吵起來，剩下我茫然地盯著那隻眼睛。我發現那隻眼睛有點像她，有點水靈靈的，但我的頭相比之下就大而無當。因此她把我的頭抹掉了，只剩下一個眼睛，後來她發現眼睛看上去很漂亮只是因為有一排長長的時尚睫毛，於是我就只剩下一排睫毛了。這就是戰場歸來後的一點東西。其他從戰場上退下來的人也好不到哪裡去，他們有的還能剩一隻胳膊，一隻腳趾什麼的。運氣好的時候，老師之間會起內亂，他們會打起來，相互邀請到天台上去決鬥，那樣同學可以趁亂捲起圖紙，就可能多剩點東西。可是大部分人都是徹頭徹尾地被切碎，挫骨揚灰，連屍體都找不到。那些沒有屍體的人通常更加痛苦不堪，他們被列為失蹤人員。

靠著殘缺的軀體當然得不到學分，我們得到處尋找與自己的軀幹匹配的肢體，那就必須到遙遠的古墓、風乾的天葬臺、毛利人的鍋裡尋找。可資利用的屍體很多，像已經成為木乃伊的格羅庇烏斯、賴特；新鮮一點的磯崎新，安騰忠雄；只要配得上那排睫毛的都可以。有一些屍體是禁用的，因為它們傳播瘟疫。例如F·蓋裡，庫普·希梅爾布勞，B·屈米都在此列。它們的奇形怪狀樣讓你看了就生氣，就哭號，就沸騰。它們會引發集體無意識歇斯底里。系主任總結說，一個有秩序的社會是不需要解構的。當然啦，那是在解構盛行之前的事，後來庫哈斯突然闖入中國，把CCTV的新大樓給佔領了，於是很快大家都搶著歇斯底里地裝點自己的門面。

對於解構主義，需要補充的是：這種主義以前是不讓使用的，那就如同嬉皮士擠在一群長袍馬褂的儒學大家中間，不但自己，而且讓所有的人斯文掃地。假如我膽敢用了，老師就要把我拉去槍斃；現在不僅讓用，而且還要和長袍馬褂一起用，因為這樣比較能凸顯中國古老傳統的兼收幷蓄精神。這就是說，和不過份的後現代主義一樣，不過份的解構主義已經成為中國傳統的一部分。

回頭說學校。那時候下課後，我們還要在食堂為了一份豬肉粉條排上30分鐘的隊。排隊的人倒是不多，但你得算上許多插隊的人。插隊帶有一定的危險性，大家剛打完戰，都帶有火氣，一眼看著不對，就能刀兵相見；一邊吃晚飯一邊就得轉著腦筋想怎麼佔自習教室的座位，眾所周知的是女生在這方面有著天然的優勢，她們用自己的長圍巾一次能占上4到5個座位，這一現象直到有一天一個鬱悶不平的男生用一卷手紙佔了整整一排座位才有所緩解；我們整週整週地熬夜畫圖，能夠安睡的夜晚並不多見，那時候，六個人的寢室裡就像擠滿了粗魯漢子的客棧，鼾聲和尖利的磨牙聲沖刷著白天生死搏鬥的疲憊。我們在學校裡轉著圈圈，從一座教學樓奔向另一座教學樓，學校裡的教學樓越蓋越多，它們和錯綜複雜的車道步道系統組成了一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