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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包括坐著的其他人都難受至極，最後總有一個人撐不住了：我自己坐下來，或者他揮手讓我坐下來。所以後來我為了不讓大家難受就主動放棄了這門課程。

需要說明的是，那時候並不是只我一個人逃課。我們那時候還有一門理論課，由馬其頓留學歸來的阿爾弗來德·彭授教。阿爾弗來德·彭的課極其著名，上第一次課的時候，他總是身著三件套的西裝，繫著領帶，一本正經地騰騰騰走上講臺。他不先講課，而是盯著下面的學生，聲如洪鐘地咆哮道：“我知道你們是歷屆建築系最鬧的一個班，可是想都不要想在我的班上搗鬼。我要在我的課上定一些規則——從今以後，在我的課上，不許吃飯，不許說話，不許摟摟抱抱，老師進課堂時要起立，回答問題要舉手，否則就不要來上我的課，都聽明白了嗎？”

大家都聽明白了，於是阿爾弗來德·彭下次講課的時候就只有兩個人來上課。

這樣子，除了設計課，慢慢地我開始整天整天的不見人影。要說實話的是設計課也沒有太多意義，因為我做的方案也總是被斃掉。開始時我們是被集體槍斃，只要圍上一個大圈子，老師就可以架起槍來一通掃射，死屍直接拖到萬人坑一埋了事。到後來會被判死刑的人越來越少了，而且為了激起我們的羞辱心來，行刑越來越鄭重其事。他們開始把為數不多的人拖到一堵滿是窟窿眼的牆前面，正兒八經地列開一溜行刑隊，等待正午實行槍決。再後來，往往只有我一個人被一索子綁到校場，用黑布蒙上雙眼，羞辱地等待絞刑的開始。被絞死以後，屍體還要掛上三天示眾。

那學期系主任簡直視我為異端。你是有靈氣，他說，像你這樣的學生我見得多了，業餘會寫兩句人家看不懂的話就以為自己了不起了，可是寫詩能創造GDP嗎？寫一首詩創造多少GDP呢？我們學校要出了一個詩人，傳到社會上去，豈不是給我們的學校抹黑嗎？我們不能把沒有用的人放到社會上去的呀。他這套說辭對其他校園詩人極為管用，總是說得他們面紅耳赤，無地自容。但對我就起不到什麼作用，我那時候已經是死豬不怕開水燙了。你要是經常被判死刑，並且死之前還要遊街示眾，臉皮也會變得像我這麼厚。

老當勸我說，老弟，你悠著點，要講究策略呀。我昨天經過教務科，看到他們已經開始準備火刑柱了。老當睡在我的上鋪，他的老家多年來一直盛產土匪和強盜，因此他身上也帶著點匪氣。在系主任眼裡他是另一類叛逆分子。他極愛女人和燒酒，從第一學期開始，他就開始喝酒打架，還不停地把不同的女孩往我們的宿舍引。那些女孩的身材都極好，身材高挑，大腿白皙，胸部彷彿兩個緊繃繃的青蘋果。我通常只能看到這麼多，因為那些女孩隨後就會躲入老當的蚊帳之中，把小布簾拉上。小布簾。系主任最怕的就是這一招。他曾經下令要把宿舍裡的小布簾全部拆掉，後來又考慮要求學校布店不要賣布給學生。這兩項為了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順利實施的新舉措並不太得人心，他走在路上，總是有飛來的板磚奔他腦門而去。後來“小布簾行動”在學生和商店的大力抵制下失敗了，系主任為此一直懨懨不快，只好親自出馬盯著系裡幾個重點嫌疑分子不放。

可是老當就極講究策略，他出門時時常喬裝打扮，還掌握了一套反跟蹤反盯梢的辦法。每每系主任被甩在黑樹林裡到處找他，他卻帶著漂亮女孩回宿舍鑽蚊帳了。

女孩鑽進老當的蚊帳後，我就搬把凳子坐在門口替他放哨。那時候我腦中胡思亂想，一會兒想想那些大腿，一會兒想想火刑柱的事。上火刑是我們系裡的最後一招，要是這也不管用，他們就得準備淘汰人了。被淘汰可不是一件鬧著玩的小事。

淘汰的含義是什麼？我當然明白。就在前幾天夜裡，在主樓熬夜的時候，我順著電梯井裡的鐵爬梯爬到主樓的屋頂上。那時候北京正在起沙塵暴，黃沙彌漫，把主樓下那個巨大的迷宮籠罩在一團煙土中。透過黃沙，還可以清楚地看到主樓前的一片血跡，那是一個被淘汰的計算機系學生留下的。一輩子臉朝黃土背朝天也就罷了，好容易從農村爬到著名的大學，再從大學灰溜溜地回到農村去？誰遇到這種事都會搶著往樓頂上奔。

我孤身坐在主樓的屋頂上發呆，刨去上課不提，我愛極了這座學校的一切。我們學校是一所大得不得了的學校，四周圍著灰濛濛的磚牆，校園裡到處是舊蘇聯建築式樣的房子和雜草叢生的花壇，花壇周圍圍著黑色的生鏽的鑄鐵欄杆。那時候主樓的背後有一片密不透風的油松林，不論白天黑夜，走在裡面都覺得全身發冷，抬頭只能看到一片黑黝黝的剪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