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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食其力的勞動者’；我吃得很好，長得很胖，曬得很黑，人人都說我是個標準的身強力壯的小夥子，就像蘇聯一幅招貼畫《你為祖國貢獻了什麼》上的鍊鋼工人。

我沒有錢，但有很多好話寄給我媽媽。

……

郵政代辦所門口貼著一星期前的省報。省城的電影院在放映蘇聯影片《紅帆》。我知道這是根據格林的原著改編的。啊，紅帆，紅帆，你也能像給阿索莉那樣給我帶來幸福嗎？

寧夏有個鎮北堡（5）

我走到街上。這條街，我不到十分鐘就走了兩個來回。商店裡只有幾匹蒙著灰塵的棉布，幾條棉絨毯子，當然還有鹽。燻黑的土牆上，貼著“好訊息新到伊拉克蜜棗二元一斤”的“露布”，紅紙已經變成桔黃色。問那煨著火爐的老漢，果然是半年以前的事了。

集上有二、三十個老農民擺著攤子，多半是一筐筐像老頭子一樣乾癟多須的土豆和黃蘿蔔，還有賣摻了很多高粱皮的辣面子的。有一個老鄉牽來一隻瘦狗似的老羊，很快被附近砂石廠的工人用一百五十元的高價買走了。我估摸了一下，它頂多能宰十來斤肉。我一直把那幾個抱著羊的工人——奇怪，他們不讓羊自己走——目送出洞門口，嚥了一口口水，才轉過臉來。肉，我是不敢問津的。

我的目標是黃蘿蔔，土豆都屬於高檔食品。我向一個黃蘿蔔比較光鮮的攤子走去。

“老鄉，多少錢一斤？”

“一塊搭六毛”老鄉邊說邊做手勢，好像怕我聽不懂，又像怕我吃驚。

我並不吃驚，沉著地指了指旁邊的土豆：

“土豆呢？”

“兩塊。”

“哪有這麼做買賣的？土豆太貴了。”我咂咂嘴。

“貴？我的好哥哥哩，叫你下地受幾天苦，只怕你賣得比我還貴哩！”

“你別耍你巧嘴嘴了！”我用上了向那女人學來的一句土話，“我受的苦你人老八輩子都沒受過，你信不信？”我瞪著眼問他。

“嘿嘿……”他乾笑著，似乎不信。

“我告訴你吧，”我冷笑一聲，“我是剛從勞改隊出來的。”

“啊、啊！那是，那是……”老鄉流露出畏懼的神色。

“怎麼樣，土豆賤點？”我突然故意把邏輯弄亂，話鋒一轉，“人家都是三斤土豆換五斤黃蘿蔔哩。”

“哪有這個價錢？”他的畏懼還沒有到賤賣給我土豆的程度。正因為這樣，他即刻鑽進了一個微妙的圈套。“你拿三斤土豆來，我換你五斤黃蘿蔔哩。”

“當真？”我表面上冷靜，而心裡惴惴不安地叮問了一句。“當真！”老鄉表現出一種很氣憤的果斷，“三斤土豆換五斤黃蘿蔔還不換？！”

“行！”我放下揹簍，“你給我稱三斤土豆。”

我先把錢付給他——我們昨天每人領了十八元，幹了一天就領全月工資，真好！老鄉取出自制的稱。我們倆又在挑揀上爭了半天。稱好後他倒到我的揹簍裡。我說：

“給，我這三斤土豆換你五斤黃蘿蔔。”

老鄉連思索都沒有思索，稱了五斤黃蘿蔔給我。我把土豆倒回他的筐裡，背起黃蘿蔔就走。

我得意洋洋，我的狡黠又得逞了！

那天，我當然還買到了鹽，是與寧夏相鄰的內蒙古吉蘭泰鹽池曬出的土鹽，寧夏人叫做“大青鹽”。一塊塊比拳頭還要大，最小的顆粒也和鴿子蛋差不多。我只能買一點麻袋底下的碎碴，一把碎碴就要一元錢，這麼算來，今天的物價好像還不太貴。土鹽裡含有大量的硝，其他的有害物質也肯定超標，但在那年月，我只見過餓死的人，從來沒聽過有人因食品汙染中毒而死。

這裡，需要說明的是：我寫《綠化樹》的時候還沒有開始創辦鎮北堡西部影城，對鎮北堡還沒有研究，錯把鎮北堡當作“牧主在草場上修建的一個土寨子”。其實，鎮北堡是明、清兩朝在西北邊陲陸續修築的兩百多座兵營中的一座，是一處軍事建築物。“堡”有三種讀音，一是“bǎo（保）”，意思是土築的小城，“據險築堡以自固”，即邊防戍塞；一是“bǔ”，常用為地名，又念“p”，與“鋪”相通，本為“驛站”，也用為地名。鎮北堡原是邊防戍塞，“堡”應該念“保”，但辛亥革命後清兵作鳥獸散，城堡的防禦功能完全喪失，很快被周邊老百姓佔據，軍事要塞民用化了，天長日久，堡壘的“堡”也就逐漸念成了作為地名的“bǔ”。所以，寧夏人都知道“鎮北堡（bǔ）西部影城”，如果你叫出租汽車說到“鎮北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