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輪胎滾到路中央，變戲法似的澆上汽油和一些黃色的液體，大火立刻熊熊而起，濃煙直衝雲霄。淒厲的警笛呼嘯而起，以軍的吉普車飛馳而來，空中石塊如雨，打在吉普車的防護網上乒乓作響。士兵們發射了催淚彈。我情不自禁地端起相機衝出雜貨鋪，可還沒等我摁下快門，一輛以軍吉普車徑直朝我衝過來，車上計程車兵用槍指著我喝令別動，食指緊壓在扳機上，黑洞洞的槍口猶如地獄的大門。我高舉雙手走向士兵，回頭一看阿里和村田已不見蹤影。士兵摘走我胸前的記者證，我背靠吉普車躲閃著從四面八方不斷飛來的石塊。突然一聲口哨響，石雨戛然而止，把我從前有步槍後有石雨腹背受敵的窘境下解放出來。以軍士兵奪走我的記者證，記下我的姓名、證號後問我是否照了相，我指著尼康相機的膠捲計數窗“1”給他看，以示我的無辜，可我瞭解我的相機，這小子在“0”的時候已經行動了。然後，我畢恭畢敬地告訴以軍士兵，我是個旅遊者，想去死海，可計程車司機莫名其妙地把我拉到這裡，之後不知去向。我想我是碰上恐怖分子了。我很害怕，多虧你們來救我，請您幫我找輛回耶路撒冷的計程車行嗎？以軍士兵將信將疑地說這裡是關閉的，不許人進來，你給我馬上離開！別再讓我碰上你！

。　想看書來

18。　西岸—沒有攝影的攝影採訪（2）

我轉身返回，耳邊響著不斷的哨聲。我低著頭向右側的店鋪瞥了一眼，一位黑紗蒙面的婦女正趴在視窗吹口哨，與遠處的哨聲連成一片。轉過街角，村田和阿里正朝我招手。我緊跟著他們鑽進一輛白色轎車。

汽車東拐西拐，來到一條僻靜的街道，兩個兒童正坐在一扇鐵門前咬手指。阿里說這兩個兒童大的叫卡利姆，男孩，二歲半；小的叫塞爾，女孩，一歲半。他們17歲的大哥納賽爾由於向以色列士兵投燃燒瓶而被捕，為此以軍用焊槍封死了他們的家門。

在Al　Amar難民營，一位名叫Nafy的巴勒斯坦婦女正在一座廢墟旁的帳篷外洗衣服，在她周圍是一群髒兮兮的孩子和一隻小黃狗。Nafy說，她21歲的兒子1990年12月組織了一個刺殺為以色列政府做事的巴勒斯坦“漢奸”的行動小組，為此被判120年徒刑，她家的房子也被以軍炸燬。據她說，3年來以軍在這一帶已拆毀300多家反以人士的房子。

卡杜拉難民營53歲的穆罕默德·優素福，因為他十個孩子中有四個從事反以活動而被捕並被沒收了身份證。由於宵禁和沒有身份證，他只有待在家中。他給我們看他一家的午飯只有兩盤炒菜花。

在難民營，以色列士兵用汽油桶和水泥封死了出口，我們在一名巴勒斯坦少年帶領下透過無人知曉的“秘密小路”才得以進入這座村莊。遠處制高點上修有以軍的工事，由於擔心被以軍的望遠鏡發現，我們不能拍照。

下午3點鐘，當我們準備返回耶路撒冷時，在整個拉姆拉城竟找不到一輛計程車。因為4點鐘宵禁又將開始，而掛藍色牌照的巴勒斯坦計程車是不能外出的。只有掛以色列黃色牌照的車才能外出。

我們只好出示隨身攜帶的阿拉伯記者證，求助於當地的阿拉伯記者。一位女記者終於找到一輛肯冒險的藍牌巴勒斯坦計程車，但說好只把我們送到Al　Ram，在那裡可以找到黃牌計程車。這位女記者記下我和村田的姓名、住址和電話號碼，她說12小時後若我們還沒有返回飯店。她就向外“報告”，她嚴肅地說，記者“失蹤”在這裡並不奇怪。沿途，司機命令我開啟車內的車燈，摘去頭上的阿拉伯大頭巾，露出身上大紅的運動衣。我問他何故，他說這樣可以讓車外人一眼看出車內坐的是非戰鬥人員，而且是外國人。巴勒斯坦人不會朝外國人扔石頭，以軍也不會向外國人隨便開槍。在戰爭中，並非任何一個出色記者都能當好戰地記者，勝任世界各熱點地區的採訪工作。戰地記者需要特殊的技能、洞察力、足夠的知識為後盾。初學乍練者在戰場上不僅因為無知使採訪舉步維艱，而且因為沒有適當的戰地保護經驗，淪為戰爭的犧牲品。據1991年五角大樓公佈，當時僅在沙特東部就有1600名各國記者，他們不懂軍事，採訪技術拙劣。一位來自艾奧瓦的電視記者竟然問嚴肅的美軍上校：“穿越伊拉克防線的口令是什麼？”通常在戰爭中採訪交戰雙方置身雙方火力之下的記者，應該穿最醒目的衣服以表明自己的非戰鬥身份，可許多記者偏穿上迷彩戰鬥服，而且迷彩的花紋也風馬牛不相及。熱帶叢林迷彩只適用於柬埔寨，在中東沙漠上顯然是狙擊兵的活靶。

傍晚，我們終於回到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