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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之勢”（《定勢》）；是藝術境界的“自然會妙”（《隱秀》）；……總之是作為美學範疇的藝術自然；而所有這一切，又與作為文學本體和規律的“自然之道”息息相關。

在劉勰看來，“道”派生出“文”，這本身就是“自然”。不但自然之文出於自然：“夫豈外飾，蓋自然耳”；就連人文也不例外：“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如前所述，在劉勰看來，正是由於“河圖”、“洛書”這些體現著“道心”的自然物的啟示，聖人才創造了最早的“人文”——八卦。八卦作為象徵著神秘幽微之“道”的抽象符號，如果沒有具體的說明和規定，便成了誰也無法理解的、因而毫無意義的“鬼畫符”，因此有一系列的聖人出來立“不朽之言”，而其中對於文學的發生最具重要意義的，在劉勰看來便是孔子。孔子體察了“天地之心”，於乾坤兩位“獨制文言”，便首開文學之濫觴（後來清人阮元《文言說》謂“孔子於乾坤之言，自名曰文，此千古文章之祖也”，其意正出於此）；也正因為孔子“熔鑄六經”，這才有了各種文體。《宗經》篇說：

三極彝訓，其書曰經。經也者，恆久之至道，不刊之鴻教也。故象天地，效鬼神，參物序，制人紀，洞性靈之奧區，極文章之骨髓者也。……故論說辭序，則《易》統其首；詔策章奏，則《書》發其源；賦頌歌贊，則《詩》立其本；銘誄箴祝，則《禮》總其端；紀傳銘檄，則《春秋》為根：並窮高以樹表，極遠以啟疆，所以百家騰躍，終入環內者也。……贊曰：三極彝道，訓深稽古。致化歸一，分教斯五。性靈熔匠，文章奧府。淵哉鑠乎！群言之祖。

所謂“群言之祖”，也就是把從伏羲到孔子這一系列儒家所謂“聖人”的“彝訓”、“經典”，看作是文學的起源，這無疑是一個先驗的唯心主義理論結構，是歷史唯心主義的文學發生論，今天看來，已毫無理論價值可言。但在當時，卻已算得上是一個精緻的體系；劉勰徵聖宗經的主張，也因此顯得比較冠冕堂皇；更重要的是，正是靠著這個歷史唯心主義的文學發生論的中介作用，劉勰才從文學的本體論，順利地過渡到文學的特質論。

那麼，在劉勰看來，文學的特質是什麼呢？

第三章　文學的特質（1）

一

關於文學的特質，《原道》篇已有揭示：從本體論的角度看，文學是“道”的自然顯現；從發生論的角度看，文學則是“經典枝條”。然而萬物俱由道生，非特文學而已；經典之生枝條，畢竟與經典有異。故於文學自身的特質，還不可以不深究。

還是得從“自然之道”說起。“自然之道”有一個重要內容，就是“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這就等於指出：文學是人類心靈的自然流露與表現。

毫無疑問，劉勰的這一觀點，是對我們民族美學傳統的繼承和發揚。與西方古典美學一般把藝術看作是自然的摹仿與再現不同，中國古代美學一般都把藝術看作是心靈的外化與表現。早在《尚書·堯典》中，就記載了據說是舜的名言：“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接著，《禮記·樂記》和《毛詩序》都反覆強調了“情動於中故形於聲”和“情動於中而形於言”的觀點。按照這一觀點，人的心靈（包括情感、意志、思緒、心境等等），或者說人的精神活動和心理過程，似乎天然地、本能地有一種要外化為某種物質形式的衝動和傾向，而這種衝動付諸實現的結果，是產生了藝術。《禮記·樂記》說：

詩，言其志也；歌，詠其聲也；舞，動其容也：三者本於心，然後樂氣從之，是故情深而文明。

《毛詩序》也說：

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很顯然，正是繼承著這傳統的表現理論，劉勰提出了“情文”的概念，即把文學界定為情性的外化和表現。《情采》篇說：“立文之道，其理有三：……三曰情文，五性是也。……五情發而為辭章，神理之數也。”在這裡，“情文”一詞很可能就直接是前引“情深而文明”演變而來，“五情發而為辭章”，更無疑是“情動於中而形於言”的翻版。《體性》篇就說得更明確：

夫情動而言形，理髮而文見，蓋沿隱以至顯，因內而符外者也。

此外，《文心雕龍》一書其他篇章中，也有類似的提法：

情者，文之經；辭者，理之緯；經正而後緯成，理定而後辭暢，此立文之本源也。（《情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