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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自然之道”。前者是藝術修養中的自然法則，後者是文學創作中的自然態度。因此，“率志”也就不是輕率、草率。《指瑕》篇說：“管仲有言，無翼而飛者聲也，無根而固者情也。然則事不假翼，其飛甚易，情不待根，其固非難，以之垂文，可不慎歟？”又說：“丹青初炳而後渝，文章歲久而彌光，若能括於一朝，可以無慚於千載也”，可見其慎重了。同樣的，“率志”也不是主觀任意性或非規範性。劉勰固然看到了藝術樣式層出不窮，審美形態千變萬化這樣一個帶有規律性的藝術現象，因此提出“設文之體有常，變文之數無方”（《通變》）的觀點，並多次講到：“裁文匠筆，篇有大小；離章合句，調有緩急；隨變適會，莫見定準”（《章句》）；“繁略殊形，隱顯異術，抑引隨時，變通會適”（《徵聖》）；“文術多門，各適所好，明者弗授，學者弗師”（《風骨》）；“詩有恆裁，思無定位，隨性適分，鮮能通圓”（《明詩》）；“物有恆姿，而思無定檢”（《物色》）；“文辭氣力，通變則久，此無方之數也”（《通變》）……但是，這裡的“無方之數”、“莫見定準”、“思無定位”、“思無定檢”，不是否認審美形式和藝術創作的規律性（毋寧說，藝術樣式和審美形態的多樣性倒正是美的規律之一），僅僅只是強調它們沒有一成不變的模式、程式、正規化，所以它決不是無視藝術規律的“穿鑿取新”，“逐奇而失正”（《定勢》）。形式的多樣性並不等於任意性，它必然要受到審美規律的制約；而且，也只有掌握了美的規律，才能由必然王國躍入自由王國——

淵乎文者，並總群勢：奇正雖反，必兼解以俱通；剛柔雖殊．必隨時而適用。若愛典而惡華，則兼通之理偏，似夏人爭弓矢，執一不可以獨射也；若雅鄭而共篇，則總一之勢離，是楚人鬻矛譽盾，兩難得而俱售也。（《定勢》）

因此，劉勰認為，要“曉會通”，要“善於適要”（《物色》），要“執術馭篇”，反對“棄術任心”（《總術》）。在《文心雕龍》一書中，諸如“要”、“術”、“揆”、“法”、“式”、“數”、“體”、“規”、“規矩”、“矩式”、“符契”、“名理”、“文理”、“文則”、“文律”、“綱紀”一類的文字俯拾皆是，正說明劉勰非常重視創作的規律和法則，因而“率志”也就絕非是任意性和非規範性。

“率志”既非輕率、草率，又非棄術、任心，那麼它的含意是什麼？我們認為，就是文學創作的直接性，即指作家按照自己的情感、個性、感受、直覺，直接去進行創作。蕭子顯《南齊書·文學傳論》說得好：

文章者，蓋情性之風標，神明之律呂也。蘊思含毫，遊心內運．放言落紙，氣韻天成，莫不稟以生靈，遷乎愛嗜，機見殊門，覺悟紛雜。……各任懷抱，共為權衡。

我們認為，蕭子顯這段話與劉勰的思想，是頗為接近的。所謂“文章者，蓋情性之風標，神明之律呂”，便正是“吐納英華，莫非情性”的“五情發而為辭章”；所謂“氣韻天成”，便正是“自然之勢”、“自然之趣”（《定勢》）和“思合而自逢，非研慮之所求也”（《隱秀》）；而所謂“各任懷抱，共為權衡”，便正是“率志”。因此所謂“率志”，也就是直接把自己的“情性”表現於作品而自然形成“氣韻”與“情趣”。作家的藝術修養應該達到這樣一個境界：他的理性認識、生活積累、藝術技巧、審美能力，都已轉化為他心理結構的有機構成，並能以一種必然性呈現於他面前，再借助他的手直接地表現出來。所謂“大手筆”，即是如此。

這也就是“委和”。“委和”作為創作的直接性，正是“大手筆”所達到的高度從容、自然的藝術境界。由於他們天賦極高，才華橫溢，後天的藝術修養又達到了爐火純青的地步，其創作也就進入了“從心所欲不逾矩”的自由王國，往往文思泉湧，水到渠成，意得志滿，率爾造極，名篇秀句，思合自逢，而這時他們創作的作品，也就必然是合於“自然之道”，有著極高審美品位的傑作——“雅麗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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