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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是準備發笑；他盯著望我。狂怒襲住了我，我下決心要向他撲去，但是因為我發過誓不先開口說話，所以我留在床上，況且我仍然沒有把握，這是不是羅戈任本人？

我不太確切地記得，這種狀態持續了多久；我也不能肯定記得，有時候我是否會有片刻昏迷？不過，羅戈任終於站了起來，像他進來時那樣緩慢而專注地審視著我，但是不再嘲笑，悄悄地，幾乎是踮著腳尖，走向門口，開了門，走了出去，又掩上了門。我沒有從床上起來；我不記得，我這樣睜著眼睛躺著一直想問題又過了多久；天知道我想些什麼；我也不記得是怎麼昏迷的。第二天上午九點多的時候，有人敲門，我才醒來。我這樣和家裡人約定，如果十點前我自己不開門也不喊人送茶，那麼馬特廖娜就應自己來敲我的門。當我給她開門時，我馬上就想到，門關著，他怎麼能進來呢？我完全清醒後便確信，真正的羅戈任是不可能進來的，因為我家所有的門在夜間都是上鎖的。

我如此詳細地描述的這一特別的事件，是使我完全“下決心”的原因。因此，促使我最後下定決心的不是邏輯，不是邏輯的信念，而是厭惡。生命採取這樣怪異的、侮弄我的形式，我是不能再活下去的。這個幽靈傷害了我的自尊心。我不能屈從於以毒蛛的樣子出現的陰森的力量。只有在黃昏暮色中終於感覺到宙己徹底下定決心時，我才覺得輕鬆些。這僅僅是第一關頭，為了第二關頭我去了帕夫洛夫斯克，但這已經相當明白了。

我有一支袖珍小手槍，在我還是個孩子的時候，我就開始玩這東西了，那是一個可笑的年齡，會開始喜歡有關決鬥、強盜襲擊的故事，想象著有人向我挑起決鬥，我又怎麼氣字軒昂地面對對方的槍口。在放小手槍的抽屜裡還找到了兩顆子彈，而在角制火藥筒裡則有夠裝三發的火藥。這把手槍很糟糕，打出去的子彈總是偏離的，射程總共才１５步；但是，如果緊貼著太陽穴開槍，當然是能叫頭顱搬家的。

我打算在帕夫洛夫斯克日出時去公園裡死，這樣可以不會驚動別墅裡的任何人。我的《解釋》足以向警方說明全部情況。愛好心理學的人以及有必要了解的人會從中得出他們願意得出的結論，但是，我不願意將這份手稿公之於眾。我請求公爵保留一份在自己那裡，另一份交給阿格拉婭·伊萬諾夫娜·葉潘欽娜。這是我的意願。我把我的骨骼遺贈給醫學院以利於科學研究。

我不承認要對我進行審判的法官，我知道，我現在不受法庭的任何約束。還是不久前有個提議令我棒腹大笑：假若我突然想起現在要殺死隨便哪個人，哪怕一下子殺死十個人，或者做什麼被認為是這個世界上最可怕的事，在廢除了體罰和肉刑的情況下，面對我這麼一個只能活兩三個星期的人，法庭會陷於何種尷尬的境地？我會在他們醫院裡受到醫生的悉心治療，會舒舒服服，暖暖和和地死去，也許，比在自己家裡還舒服、暖和得多。我不明白，處在我這樣狀況的人怎麼想不到這樣的念頭，哪怕僅僅是為了開個玩笑？不過，也許想到了；即使在我們中間也能找到許多尋開心的人。

但是，即使我不承認對我進行審判，我還是知道我會受到審判的，那時我已是一個又聾又啞的被告人。我不想不留一句答詞就離開人世，我的答詞是自由的而不是被迫作出的，也不是為了辯護，－－哦，不！我無須向誰請求寬恕，也沒有什麼要請求寬恕，……就因為我自己願意這樣做。

首先，這裡有一個奇怪的思想：誰會想出來現在對我享有二三週生命期限的權利提出異議？憑什麼？出於什麼動機？這又關法庭什麼事？究竟誰需要讓我不僅僅判刑，而且還要乖乖地服滿刑期？難道真的有人需要這樣？是為了道德？我迂明白，假如我在身強力壯、風華正茂的時候加害於自己的生命，而它“本來是能有益於我親近的人的”等等，那麼按照陳腐的因循守舊的觀念，道德還是會譴責我擅自處理自己的生命，或者什麼它自己才知道的罪名。但是現在，在已經對我宣讀了刑期的現在呢？除了您的生命之外，哪一種道德還需要您交出生命的最後一個原子時發生的最後一聲嘶啞的感嘆？而那時您還在傾聽公爵的安慰，他用自己的基督精神來論證，一定會得出一個幸福的思想：實際上您死去甚至更好。（像他這樣的基督教徒總是會接受這種思想的，這是他們老生常談的話題。）他們講那些可笑的“帕夫洛夫斯克的樹木”想幹什麼？是想使我生命的最後時辰減輕痛苦？他們想用生命和愛的幻影來遮擋我的梅那羅夫牆和那上面所寫的坦誠純樸的一切，難道他們不明白，我越是想忘懷，越是沉緬於這最後幻影，他們就越使我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