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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生活的抗爭，對於生命的戰鬥呢？

親人、戀人、朋友，他們有著那麼多的留戀；花樣年華，他們還有無數發展的可能。為什麼卻在生命的璀璨處選擇放棄呢？

媒體在追問，試圖找到每一種可能的因素，富士康本身也在反思，社會不斷關注和猜測，各界調查和分析，然而，他們的選擇卻始終像一個謎。

驚動了政府，引來了媒體，專家學者甚至法師都請來了，富士康的外圍十分熱鬧。在一個外人眼裡，富士康是陰霾的，是令人恐懼的。但是，富士康招聘的門口卻熙熙攘攘，想要進富士康的人排著長長的隊伍，還有人為了應聘在通宵排隊。儼然一個應聘的戰場。

“這裡的福利好些，工資能夠準時發。”不少應聘者對媒體如是說。

從這個角度看，富士康是正規軍。換言之，富士康的員工不是義務兵，而是僱傭兵，糧餉是低點，但糧期夠穩，與拖欠絕緣，也沒人敢吃空餉，更不用擔心老闆拍拍屁股走人。

而在一個宿舍內部，舍友間的關係並不密切。每個人進廠後都是隨機被分配到一個宿舍的。即使是個別性格開朗的人，也容易被這樣的生活同化。

自殺的員工之一盧新就是如此。這個曾經報名參加過“快男”比賽，唱歌、跳舞、旅遊樣樣喜歡，和同事關係也不錯的大男生，就在自己自殺的前三天，寫了一條QQ簽名：一切都過去了。這陰冷的話語透露出他對死亡的預警。

這個湘潭大學畢業的大學生，其實早就被列入幹部儲備班名單，可能再熬上一段時間，就可以晉升。但是，在富士康，“幹部層次一共分為14級，從師1級到師14級，新人進來從師1級開始，兩三年調升1級，要調到師四五級這樣的管理職位大概要10年工夫”。

一位在富士康工作十多年的男員工，今年35歲，月薪8000元，手下管理著一個900人的車間。談到這一讓人豔羨的成績，他攤開手掌，向記者數起自己已經拿到手的各種證書和文憑，不一會兒，兩隻手都數完了。

“每個人在廠區裡面活動，但每個人都成了彼此的影子，互相連姓名都不會多問。”在富士康，不允許私下組織老鄉會。

一個人在社會理應有很多層次的關係，並且成為一張網。但是在富士康，一個人除了生產線外，幾乎沒有其他的集體關係，僅此單一的社會關係，他們每個人都成了一個孤立的點。永無休止地面對機器，機械地勞動，機械地生活，但他們卻是明明白白的有思維有血有肉的自然人，一旦遇到難以承受的焦慮與壓力，最容易自殺。

如此龐大的帝國，需要一個嚴謹的管理體系，企業必須處於強勢地位，任何員工團體的強勢都有可能威脅到富士康整體的穩定性，因此，在管理上，富士康所謂的安排都有意識地將這些對抗力量分散化，把員工之間的關係距離化。

這些獨立而無助的員工在面臨壓力時，渴望援助，但是面對強勢的“援助”又會本能地抗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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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班與不加班，痛苦中的無奈

“寧願支付加班費，也不能讓整條線停下來”，機器一關一開，損耗極大。因此，白班和晚班之間的時間空窗，廠方大多數時候會透過讓工人“自願”加班來填充。

受到拷問的並非只有富士康，而郭臺銘的“無法保證”也並非推脫。因為，在現有的“代工模式”下，這樣的慘劇彷彿早已成讖。

工人們“渴望加班”

這樣的心理期盼在外人看來是不可思議的：工作如此辛苦勞累，為什麼還希望增加加班的時間呢？

然而，如果瞭解富士康的薪酬結構，這樣的期盼卻又是合理而無奈的——加班可以拿多一點，哪怕是少得可憐的錢。

在富士康，一個普工底薪900元——這是連深圳最低工資水平都達不到的數字。除去生活所需，工人們將所剩無幾。他們所能期盼的額外積蓄只能來自於加班所得。

我們可以按照富士康公開的標準給他們算一下工資單。

假如一個普工正常工作天，平時加班小時，報酬469元；週六日加班75小時，報酬776元；工資總額2145元。這樣，這名員工當月收入的60％靠超時加班掙得，總計136小時的加班，比《勞動合同法》規定的最高加班時間整整多出100小時。

一位富士康員工說：“這一點兒都不稀奇，我們中的很多人每天加班都在兩三個小時以上。”

深圳市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局對5044名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