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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電影節，按照從聖丹斯拿到更多融資和更大預算的標準衡量是一次轉折點。”吉爾莫說，“這是我們第一次製作精裝目錄，聖丹斯被描述成一個全國級機構，被業內人士認為在給獨立電影提供代理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即便他們不購買影片，也到電影節上來為年輕導演和演員的發展尋找門徑。忽然間，前幾年使主流電影工業與獨立電影區別開來的界線大大模糊了。是經紀人們催生了這一現象。羅伯特·紐曼把羅伯特·羅德里格斯請到哥倫比亞。”吉爾莫特別欣賞這一點——獨立電影和電影業之間壁壘的消失。市場因素雖依然充滿風險，但卻給了獨立製片導演前所未有的機會把自己的電影賣成現金。如果他們的發行商米拉麥克斯和高德溫能夠推動他們賺錢，何樂而不為呢。

另外一方面，雷德福拒絕接管美國電影節時害怕的一切都出現了。獨立製片導演不僅在競爭中互相坑害，而且，“這種競爭正在靠近好萊塢。”舒爾曼說。他們喜歡聽到某人說什麼影片最好。專門負責籌錢的加里·比爾卻以跟舒爾曼所反對的同樣的理由支援競爭。他的目標是發展聖丹斯，而且在任何場合都在高喊著一個詞：“打品牌。”糟糕的是，市場化正在吞噬電影節。質量被量化了——用美元衡量——聖丹斯也開始極力向金錢靠攏，幾乎公園城的每個地方都高價賣給了競標者——汽車公司、製片廠、雜誌、葡萄園等等。你在主大街上走不了3英尺就會有人把一隻裝滿品牌T恤衫、杯子、帽子或者一兩張CD的袋子塞到你手中，事實上，除了聖丹斯本身，汗衫、風衣、帽子、滑雪服，一切都在一些專門的亭子裡高價出售。前一年，在聖丹斯，第一次出現把公司的標誌打在銀幕上的情況。聖丹斯以前的節目統籌員洛裡·史密斯（Lory　Smith）說：“加里·比爾在吸引企業贊助電影節方面做得相當成功。現在已經請到了賓士、波士（Hugo　Boss）和白雪香檳（Piper�Heidsieck）等支援獨立電影。但是，在某種程度上，要組織好電影節需要嘔心瀝血。它已經成為一種象徵。”頒獎典禮必須容納如此眾多的贊助者和保險商，以致獨立短片的導演都無處容身了，而其中一些人本想衣錦而歸的。皮爾遜已經感到厭倦和失望，那一年電影節後已不再為影片做代理，這項工作也逐漸落到代理公司和律師手中去做了。第二年帶著《公民魯思》參加電影節的亞歷山大·佩恩說：“你帶著獨立電影參加聖丹斯，其弦外之音無非是，接受我吧，我想做一個商業導演，我需要一個經紀人，我想去好萊塢。”賓厄姆·雷則描述得更為簡潔：“它已經變成一家動物園，一個馬戲團，一種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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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夢成真　1993—1994（8）

雖然聖丹斯的市場化轉向對獨立製片導演有好處，但已經不是一種單純的幸運。獨立電影界的資深律師琳達·裡奇特說：“最初，電影節還有一種支援政治或藝術意義上的反主流文明的另類觀點，但那個時代已一去不返。現在，它基本上只關心如何獲取成功了。在聖丹斯，成堆的電影即將失去貞操。孩子們在拍攝關於孩子的電影。除了個別例外，獨立導演還沒有發出真正屬於自己的聲音，這裡具有席捲一切的力量，導演們被吞沒、咀嚼後再吐出來。”

如果說1994年的聖丹斯還處在刀口之上，還可以爭論《釣魚去》、《瘋狂店員》、《打猴子》是否象徵著舊時代的結束或者新時代的開始，那麼，昆汀·塔倫蒂諾的下一部影片將對所有這些發出挑戰，並透過明確獨立運動的發展方向重新改寫遊戲規則。

那一年，從未走出過美國大陸的昆汀·塔倫蒂諾很大部分時間都花在路上了，他帶著《落水狗》參加各種電影節的巡迴放映，在世界各地旅行。他回到洛杉磯後，就和羅傑·阿瓦里住在位於曼哈頓海灘的公寓。丹尼·德維託（Danny　Devito）的澤西電影公司給了塔倫蒂諾100萬美元用於策劃新影片，還給他提供了一切必備的物質條件，他心裡一直想著繼續寫他和阿瓦里因創作《真實的羅曼史》而沒有完成的一部電影劇本。他對阿瓦里說：“那個創意太好了，不過——我想一個人把整個故事都寫出來。”

“太好了！你寫吧！”

“好吧，我能借用你已經寫出的那些情節嗎？”

“當然可以。”阿瓦里寫的“喧囂年代”講述一個拳擊手拒絕參加比賽，在回憶父親的金錶時引出一些黑幫分子的故事，這些素材構成塔倫蒂諾後來執導的那部影片的三分之一的內容。“最初決定寫《低俗小說》時，我們明確將分開寫幾個部分，兩人作為編劇同時